在上古时期，或是秦时期，我国就存在着众多部落。在东方和南方，即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很早就生息着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越人。越人由于种族众多，各部落差别较大，故称之为“百越”。 [6]南越部落是百越其中一支系。先秦时期古籍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或“诸越”，包括“吴越”（苏南浙北一带）、“闽越”（福建一带）、“扬越”（江西湖南一带）、“南越”（广东一带）、“西瓯”（广西西部一带）、“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吕氏春秋》称“百越”。 [4]
远在旧石器时代，今广东境内就已有人类活动。1958年在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岩发现了著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遗址——“马坝人”遗址。“马坝人”所处的年代略晚于“蓝田人”和“北京人”，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人，距今约10万年左右。在曲江、阳春亦先后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新石器时代，今始兴、翁源、连南、罗定、南海、海丰、潮安等地已有人类活动，在珠江三角洲周围已发现的考古遗址达七百多处。 [9]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整个东江水系的考古调查，发现代表东江文明的古遗址，河源138处、惠州10余处、东莞10余处、深圳10余处，仅和平县确认的代表性古遗址就有116处，标识东江文明起源的早期古代遗址（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占了95％，集中分布在和平县东江两岸的小山岗上，山下��有比较开阔的河谷盆地。和平大坝镇的丘陵小盆地更是古代遗址的集中分布区（先秦遗址40余处）。和平县这116处之多的先秦遗址，又占整个东江流域古遗址的75%。
这些遗址表明，古河源大地上，自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这里曾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古人类部落活动之地。四五千年前，河源大地上已遍布先民，他们大量磨制石器、烧制陶器。从已发现的石器中，用以挖土砍木的生产工具石锛，远远多于狩猎工具石镞，说明当时人们已从单纯采集野生动物和猎取野兽为主的依靠自然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出现了原始的农业耕作和畜牧。
经过漫长的对自然界的初始探索后，先民披上用纺轮、麻丝简单织成的布帛，寻找各种能填饱肚子的食物。龙川荷树排遗址出土有纺轮，证实那时的古龙川先民已经在生产简单的衣服了。四五千年前，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龙川先民和居于轩辕的黄帝一样，披上了遮蔽身体并能保暖的衣服。在龙川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有10多处，其中较重要的有佗城塔西村坑子里、佛子哥、龙母坪等遗址。在和平三角山遗址，陆续发现“米字纹陶类型”文化遗存。米字纹陶是战国中晚期越国贵族使用的器具。 [19]
早在公元前1042年周成王姬诵代替周武王姬发即位时，粤东海阳的少数民族便被朝廷送去大蟹，这在《周书·王会篇》中有记载。而1957年１月８日在潮州城西郊陈桥乡后人家村出土的贝丘遗址中的古人骨骼和文物，则是四千多年前潮州已有先民居住的证明。而从潮州凤凰山东面的饶平浮滨和联饶墓葬遗址出土的大批石制兵器和青铜器，可证明早在商代的潮州先民畲族就已有较高的文化层次。 [15]
春秋战国时，今广东是越部落的聚居地。当时的百越和中原地区已有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这可从在今饶平、大埔、普宁、潮阳、揭阳等地出土的仿中原青铜器花纹的陶器，以及在今始兴、曲江发现的与中原及楚国出土物相似的铁斧、铁锸得到证明。 [9]
春秋时期，广东东江流域内曾出现过一个“缚娄古国”，管辖地域包括今惠州、博罗、东莞、深圳一带。缚娄古国遗址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和水晶等文物 [10]，实证了岭南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存在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岭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11]。
龙川更有“缚娄之东乡”之称，缚娄之名，始载于 《吕氏春秋》:“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东江流域墓葬群以等级地位为规范排列得非常整齐，贵族墓葬区基本在山腰以上和山脊，大件铜器主要在这里出土，而平民墓葬区基本集中在山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先人生存于一个相当完整的社会组织中，并且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
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尤以连平县与和平县居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大部分为石器与陶器共存遗址，少量为陶器、青铜器与石器共存遗址。 [20]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派屠睢率领40万秦军攻打岭南，最初即占有岭南广东地区 [12]。在秦始皇统一岭南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