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蓟镇
- 别 名
- 蓟州镇
蓟镇设置的目的主要是牵制九边其他边镇及京营,起到防备叛乱的作用。同时,明统治者考虑到其余边镇一字拉长,戍守防线长达数千公里,兵员分散,因此设置蓟镇以为抵御蒙古入侵的预备防线,与京营起到相互照应的作用。
[2] 公元1368年,朱元璋攻取大都(今北京),把统治中原近百年的蒙古人驱出长城。元顺帝退出长城仍滞留于近塞地区,屯上都(今正兰旗附近),仍称元帝,史称北元。此时其统治机构还完整存在,残余兵力号称百万,企图依靠这些力量整复故都。而刚刚建立的明政权对北元的存在深感为患,于是从洪武二年至二十九年,朱元璋先后八次派大将率重兵征伐漠北。燕王朱棣当了皇帝以后,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先后五次亲率大军北征,并死在返回的路上。在明军强大的武装攻击下,北元内部发生分裂,长期互相拼杀,几代元主及拥立的太子都被部下杀死,部众离散,���帝号纪年都被遗忘了。
经过长期的部落争战之后,蒙古形成瓦剌、鞑靼两大部落,瓦剌居西,称西蒙古,鞑靼居东,称东蒙古.由于他们被驱回漠北之后仍然过着游牧生活,许多生活必须品仰给于塞内,有的部落和明政府保持着互市贸易,朝贡隶属关系,有的则不满足于这种关系,常常利用他们擅长骑射的优势对内地侵扰。明政府对蒙古人也采取又打又拉的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利用他们政治上的弱点促其内部分裂,支弱抑强。忽而抑制鞑靼,安抚瓦剌,忽而又抑制瓦剌,安抚鞑靼。蒙古人则以明政府反复无常为借口兴师动武,因此,北方的边患一直未除,明政府的防戍重点一直在北边。
朱元璋在世时,便命大将军徐达于山西、北平练兵,以北平为中心设防。按淮安候华云龙的建议“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一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并于北平、辽东、大同设都司,继在大宁(今内蒙宁城)设北平行都司及营州五屯卫(今辽宁西部内蒙东南部),领东北地区二十五卫,在今内蒙南部、河北东北部长城以外设二十一卫,在今内蒙托克托附近筑受降城及沿边城堡,同时分封九子于边塞直接控制沿边卫所。
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夺取皇位以后,更加重视北方的边防建设,修复了若干地段低矮简陋的边墙。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上设立九座军镇,分地守御。首先设立了辽东(初驻辽阳,后移北镇)、宣府(驻宣化)、大同、延绥(驻绥德)四镇,原太原总兵驻在偏关,三边制府总兵驻在固原,也称二镇;相继又设宁夏(驻银川)、甘肃(驻张掖)、蓟州(后驻三屯营),合称九镇,又称九边。东北以辽东为中心,领外围卫所扼守关东,中部以北京为中心,外设金宁、大宁、开平、万全、宣府、保安、东胜等卫,以保护北京,西自山西、陕北、宁夏达甘肃,控制西北三大地段。九座重镇,卫所棋布,城堡罗列,形成一条面向北方的防御线。
[2] 蓟州镇(又称蓟镇)治所初在桃林口,后移狮子峪,再迁三屯营。其最大防戍范围,东起山海关,向西经永平(卢龙)、迁安、遵化、蓟州、平谷、顺义、昌平等州县境内的关口,到达居庸关南的镇边城.绵延二千华里。重要关隘有:今秦皇岛境内的山海关,抚宁县境内的九门口、界岭口,卢龙县境内的桃林口、刘家口,迁安县境内的冷口,迁西境内的青山口、董家口、喜峰口、潘家口、龙井关,遵化市境内的马兰关,蓟县境内的黄崖关,平谷县境内的将军关,密云境内的墙子路、古北口,昌平县境内的黄花镇,延庆县境内的八达岭、居庸关等。
关于蓟镇西部边界及所辖关隘,史志及有关书刊说法不尽一致,主要有西至四海冶、石塘岭、镇边城、居庸关等几种说法,其原因有二,一是,表述角度不同。如石塘岭和四海冶之说,石塘岭是蓟镇西部的重要关隘,再西行便是宣府镇的东边关口四海冶,长城到四海冶向内外分成两股,外走向的称外长城,又称外边,经独石口、张家口、大同到达内蒙的清水河向宁夏、甘肃走去,内长城从四海冶向西南经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入山西,经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到清水河与外边相接。处在长城内外岔路口上的四海冶虽仅是个配备马营哨了的小关口,但它是宣府的东南部咽喉,又是蓟、宣两镇边防衔接的地方,从防边相接来说,蓟镇西边至四海冶是对的。以蓟镇防区西端关口为界点来说,西至石塘岭也是有道理的。其二,昌平镇拘增设,初设九镇,没有昌平镇,后来为加强京师防御,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昌平镇管辖慕田峪以西向南至紫荆关这一段的内边防御,设参将三人分守黄花镇、居庸关、横岭城。真保镇管辖紫荆关、沿河口至娘子关这一段的内边防御。嘉靖四十二年,议准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居庸关南),二千一百四十里,分为十路,前七路为蓟镇旧属,第八至第十路为黄花镇、居庸关、镇边城。这样,昌平镇的防御区段俱并入蓟镇。隆庆二年,戚继光以左都督总理蓟辽昌保练兵事务,节制四镇兼蓟镇总兵官,又把十路分为十二路,这样蓟镇西部边界至镇边城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至于戚继光自己说“左山海,右居庸”是说明蓟镇的重要,左控山海雄关,西扼居庸要塞,并非具体表述镇防边界,即使是表述镇防边界也可以,因为镇边城属于居庸关的防御体系。
蓟镇之重,首先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包围着京城。号称京师西大门的居庸关距京城只有五十余公里,有京城铁门之称的古北口也只有百余公里,蓟镇有险,则京城震悚,蓟镇稳固则京城无虞。特别是永乐初撤销塞外的大宁卫以后,更增加了蓟镇的防卫负担。本来大宁地区是十分重要的,其范围包括今辽宁西部、内蒙东南部、河北东北部。明初设大宁卫,大宁附近有兀良哈三卫,是明初在东北所设的泰宁、朵颜、福余三个蒙古卫的总称,因该地居住蒙古兀良哈人而得名。“三卫”处在鞑靼与瓦剌之间,与明政府关系向背无常。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从兀良哈三卫选精骑三千南下参战,甚有功劳。朱棣当了皇帝以后,封三卫的封建主以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职,把大宁及三卫地区送给了兀良哈。北方的军防重地大宁丢掉了,开平卫(今多伦)孤存塞外,无法拒守,宣德年间不得不移卫于独石口,与开平策应的兴和(今张北)也舍其防戍,原在大宁地区筑的城堡全部废弃。这样一来,在辽东镇和宣府之间形成声援隔绝之势,京东、京北失去了大片缓冲地带,蒙古各部逼到近边,蓟镇所有关口都成了前沿,正象戚继光在《重修三屯营城记》中写的那样,“国初,捐大宁藩封界,兀良哈为夷属,赖镇辅郡奠重蓟镇”。
蓟镇地区由塞外越边而入的河流甚多,形成关隘密集。在两千华里的防线上,大小隘口一百九十余处,重要的关隘也有四十余处,历来兵家必争的险关要塞,至少有东部的山海关,中部的喜峰口、潘家口,西部的古北口、居庸关。整个明朝二百多年,北边烽警年年皆有,尤其是北撤大宁弃开平,西弃哈密丢河套之后,几无安枕之日。危及明政权命运的重大事变和战争,有如下几次:一是英宗正统十四年发生在宣府境内的“土木之变”,明军五十万大军覆没,英宗皇帝当了俘虏,紧接着瓦剌部落挟持英宗进攻北京,发生了“京城保卫战”,明政权几乎倾覆,二是发生在古北口的“庚戍之变”,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部酋俺答率大军进攻大同,大同总兵仇鸾贿赂俺答,求他勿攻大同而转攻他镇,俺答便转攻古北口,一面佯攻,牵制守军兵力,一面从西侧的黄榆沟毁边墙偷袭而入,古北口失,俺答乘势破蓟州,克怀柔,取昌平,下通州,纵兵四掠,直逼京师城下,明廷震惊,戒严守城,急令各镇入京救援,俺答饱掠八日,才由古北口退出;三是嘉靖三十八年的潘家口之战,鞑靼部的首领锡林阿,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先攻蓟镇东部的义院口和冷口,蓟辽总督王抒调兵东进,鞑靼兵趁中部守军势弱之机,集中兵力攻破潘家口,渡过滦河抵三屯营,继而西掠遵化、丰润、玉田、蓟州等地,待东援部队西顾时,鞑靼军又向东攻下迁安等地,饱掠以后由潘家口退出长城,此次入侵极大地震动了明朝,四是洪山口之战,天启七年,后金皇太极攻宁远,锦州兵败后,于崇祯二年转攻蓟镇的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陷遵化,继续西进下三河、通州,直逼京师城下,攻打德胜门、广渠门、芦沟桥、永定门,京师危机,后金诸将纷纷要求攻下北京,皇太极认为明军还有实力,时机尚未成熟,遂挥师东进陷香河,迁安、滦州、永平四城,从冷口退出长城,五是昌平之战,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十万大军破独石口,入居庸关,直奔昌平,遍蹂京畿,掠良乡、顺义、清河、怀柔、宝坻、房山、涿州、永清等城,九月从冷口退回;六是引清军入关之变,守将吴三桂大开山海关城门,引清兵入关,明朝灭亡。上述几次重大事变和重要战争,除土木之变外,全发生在蓟镇,可见蓟镇之戍牵动全局。
蓟镇之重,上下共识。官兵员额,马匹数量皆居九镇之首。蓟镇旧设总兵官一人,协守副总兵三人,参将十二人,游击将军六人,游击十人,守备、坐营官各八人,中军官一人,提调二十六人,此外,山东、河南二镇还配备领蓟镇都司四人,定期率本地士卒到蓟镇戍边。
蓟镇官兵员额,永乐时期初定为85006人(包括蓟州、永平、昌平、密云),到万历初实有数增加到124206人(其中蓟州31658人,永平39940人,昌平19039人,密云33569A),比初定增加了4 5%。而其他八镇(辽、宣、大、太、延、固、宁、甘)初定777588人,到万历初实有数减到521705人,减少了23.9%。马匹蓟镇初定21830匹,万历初增至40222匹,增加84.2%。其他八镇除山西外,全部有所减少。
三屯,蓟镇之枢 [2]
蓟镇治所初在桃林口。桃林口位于永平之北,东接辽东镇,也是长城一处重要关口,伍毕竟距京城较远,冷口、喜峰口、潘家口、古北口等险地俱在其西,作为全镇的指挥中心,显然位失于偏。于是,永乐末,陈敬任总兵时,移镇于狮子峪,解决了坐落失偏的问题,避开了地处前沿的弊病,但是狮子峪地域狭窄,且无卫所和屯地,不能屯重兵以御敌,所以天顺二年,胡镛任总兵时,选择了三屯营,辟建城池,兴建营署,把镇治由狮子峪迁到三屯营。从此,凡镇守总兵官,协守副将,分守参将、守备、游击等官员皆驻三屯营。万历初,忠义卫也从遵化移此。从天顺二年到明亡,历时186年,历总兵75任。
三屯营所以成为“三选而定”的镇治,有其地理、历史、经济的多种原因。戚继光在《重修三屯营城记》中写道:三屯营“去喜峰二舍矣,忠义卫三百户屯地也,左山海,右居庸而绾毂其中,以要贡路示重”。从戚继光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三屯营没有桃林口、狮子峪那些弊病而有自己的优势。
其一,距喜峰二舍,一舍三十里,只有六十里,可以说是地近边关而不临前沿,作为指挥中心,近边则无鞭长莫及之弊,不临前沿则有战略回旋的余地,在长城诸要塞中,喜峰口、潘家口离三屯营最近,陆路、水路皆可直达,而喜、潘两关是蓟镇最重要的地方,天顺年间顺天巡抚邓汉遍察蓟镇之后,向英宗皇帝奏言:“蓟镇十二路,各关虽无处不险,而平原大川可容数十万大举入犯,又当责使出入之路,则喜峰潘家日为最”。
其二,三屯有三百屯田军户,属忠义卫管理(明代民屯由户部及地方州县管理,军屯由五军都督及地方卫所管理)。屯田兵是卫所驻军的组成部分。按当时的规定,边防地区的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有敌贝U战,敌去则耕,每个屯兵给土地二十至二百亩,就是说,三屯至少有屯地六千亩至三万亩,这样广阔的屯地,为数三百的军户是狮子峪所不具备的。
其四,扼控贡路。纳贡和赏赐,‘是明代中央政权和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一种政治交往手段,又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交流。各少数民族的统治人物通过纳贡向中央改权靠拢,进贡又可以得到与贡物相应或超过贡物价值的赏赐。在正常情况下,各民族常常派出庞大的贡使团队,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商业贸易队伍。关系紧张时,有的部落常以进贡索赐为借口破关侵扰。喜峰口就是口外兀良哈三卫入贡的通道,三屯营有直达贡路的大道。
交通方便是三屯一个重要优势,由京城向东经通州、蓟州、遵化、迁安、永平、临抚至山海关的大路由三屯穿过,三屯城西有滦阳驭站,南北方向,陆路经遵化可至丰润储仓及沿海,水路沿滦河可至迁安、滦州、昌乐诸县达海边,北通长城除陆路外,沿滦河可���溯潘家口,沿洒河、黑河可溯龙井关、柞子庵关及汉儿庄车营,。东部沿汇入滦河的东西清河可溯城子岭关、大岭口,溯长河可达董家口,溯冷口河可达冷口,沿青龙河可达永平府、桃林营,桃林口关。西部蓟州及昌平州范围内的河流,如遵化鲇鱼关的汤河,黄崖关的沟河,黑峪关的塔河,古北口的潮河等都与三屯西通的大路相交。
海运是既经济又有效的运输手段,沿边物资仅靠屯田还不能保证,特别是后期,屯田制度受到严重破坏,不得不依赖手南方及内地,滦河口、九河入海口皆为蓟地泊口。为与内地漕运衔接,天顺年间,大开直沽河,成化年间又浚蓟州沽河,同年又发蓟东之民疏浚鸦洪桥河道,建造丰润海运粮储大仓。嘉靖年阆疏浚还乡河道;南来粮食可直达今迁西境内。永乐八年,抚宁县张甫通、迁安县何彬二位老人,因督运粮船到清水源有功,政府授给他们本县县丞的官职,可见当时水运对沿边供给的重要性。
三屯地区经济繁荣,明建国后,多次向京东大量移民、移军、迁徙罪犯,开垦屯田。屯田大大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垦种需要农具,戍边需要武器,刺激了冶铁工业的发展。明初,便派冶铁大使到遵化,冶铁厂初建沙坡峪,后移松棚谷,正统年间迁至白冶庄(今铁厂)。此地有烧炭匠人71户,产木炭14万斤,淘沙匠人68户,产铁沙447石,铸铁匠人60户,另有附近州县民夫883名,军夫462名,顾天、永平二府轮班匠夫630名,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官办手工业冶铁厂。
1644年明亡,清政权建立,对蒙古采取了比中原政权更聪明的政策。
清朝入关前,皇太极对蒙古“征抚并用”,对已归附的科尔沁等部落“厚加恩赏”,对未归附的部落大加征伐,使之对清称臣,这样蒙古就成了清朝的联盟。入关后,顺治帝福临,继续把争取蒙古各部上层人物,建立牢固的满蒙联盟作为巩固北方屏藩的基本国策之一。康熙继位后,采取了更多的厚待蒙古贵族的措施,更增强了蒙古对清朝的向心力,起到了“长城有险不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的作用。
清朝对蒙古的联盟政策,使长城防御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自然没有必要大批陈兵,守关把塞,长城沿线的军镇逐步缩减。清兵入关之初,三屯营还驻有总兵官。顺治四年,裁撤蓟镇:总兵官及中军,游击、旗鼓守备,原镇所辖的防地分别划给山海关、密云两镇,移汉儿庄的副将到三屯营,协理喜峰口、太平寨二路,这样三屯营就成了协镇,隶属于山海关管辖。顺治六年,裁蓟镇中营参将,只设左右二营,均属天津镇管辖。喜峰路参将都司改为游击、守备,太平路参将、都司、千总皆裁,建昌路参将改为都司,桃林口、青山口、李家峪、擦崖子关、白羊峪、榆木岭、潘家口、龙井关等地原设守备均改为操守,康熙年间把蓟协三屯营把总移至开平,雍正年间三屯营所辖各路、各关口逐渐裁员,道光年间三屯协镇副将移到大沽口,喜峰口游击移驻三屯营。自此直至清亡,三屯营只有游击驻守了。
明代统领蓟镇军务的总兵官先后82任,驻桃林口2任,驻狮子峪5任,驻三屯营7 5任。这些将领多为武林精英、有功勋彪炳、戎马毕生的老帅,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将军,尽忠报效、殉国捐躯的烈士,当然也有附人发迹,碌碌无能的庸才。至于朝为明将,夕为清臣者也不乏其人。最后一任总兵孔希贵,降了清军,当上了河北总镇。英勇阵亡的正副总兵先后六人,分别是孙膑、蒋承勋、张承荫、汤克宽、刘渠、孙祖寿。嘉靖8 4年,朵颜数万骑,同时进攻刘家口、冷口,副总兵蒋承勋带千人御敌,有人建议躲避一下,蒋说:“此正当以身报国之时,何以避”!遂激战二昼夜,关破,率军士截击,身中数箭,仍奋力冲杀,战死。汤克宽原在浙闽与戚继光等并肩抗倭,立功很多,后调蓟州任昌平总兵。万历四年,绰哈入北口,汤克宽率军击退,在出塞追击时,遇伏兵战死。张承荫、刘渠,皆是万历年间支援辽东镇抗击后金入侵时战死。孙祖寿昌平人,万历时蓟镇总兵,支援辽东作战有失,被劾回家,此时金攻陷昌平包围北京,孙祖寿尽散家资,招集旧部与昌平戍将满桂赴关抗敌,英勇战死。朱国彦崇祯二年任三屯总兵,1 1月清兵攻破喜峰口、冷口,直抵三屯城下,副总兵挈家小潜逃,朱国彦愤将他们的姓名榜布于众,然后把自己的俸禄,衣物散发给士卒,穿好官服向西叩拜投环缢死 [2]。
祝雄、赵胜、孙继先、宗胜、马永、李凤鸣、萧如勋都是德高望重的将领。董一元、张臣、杜松和辽东镇的达云、大同镇的麻贵,都骄健精悍,勇猛绝伦,多次立功,号称“边将五选”。董一元原任蓟镇游击将军时,在一片石以少数兵力抗击数万朵颜骑兵,立大功升三级。张臣,原在延绥与千总刘朋共守黄甫川,遇敌,刘丧马被围,臣单骑冲入敌阵,夺马载朋以归。隆庆元年,朵颜数十万人大犯永平五县,张臣领精兵来援蓟镇,辽东镇也派兵来援,但拥兵不前,张臣到永平以后便勒兵欲战,辽帅王治道说: “敌众我寡,往必无利”,张说: “我等食朝廷奉禄200年,随有应报效,大敌当前,怎能畏缩不前?”遂率自己带的一千精兵勒马上阵,朵颜先以数骑包围了他,全被他斩于马下,千名勇士,冲向敌阵,喊声震天,斩敌首百余级,朵颜人争相逃跑,跑到棒槌崖前面是悬崖,张臣在后边追杀不懈,朵颜兵坠崖者无数。战后,蓟辽诸将获罪,张臣以大功晋升二吸。
在200多年8 2任镇帅中,最杰出的应是戚继光,他驰骋南北,战功卓著,晚年虽遭到派系斗争的排挤和诬陷,罢归。然而历史给了他公允的评价,他是一个赤胆忠心的民族英雄,文武俱精的军事天才,清正廉明的官吏,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是我国古代兵书宝库中的灿珠,他的《止止堂集》,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任蓟镇总兵时间最久,对边墙建设贡献最大,和蓟镇人民感情最深。有关他的许多感人的故事,还在京东民间流传着。
戚继光祖籍山东东牟(今蓬莱),在三屯营留下的许多碑碣中,常见“定远戚继光”的字样,定远在安徽,那是因为戚继光的六世祖戚详,曾一度迁居到安徽濠州定远县昌义乡。元朝末年在定远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后来戚详阵亡了,明政府封成斌(继光五世祖)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山东蓬莱县)揖挥趼佥事,从此戚家又迁回故居。
戚继光十七岁袭任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当时沿海各省倭寇猖獗。戚继光先在山东备倭,他为了整饬海防,一面调整卫所,充实兵员,一面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他认为,兵众而不知律,必为倭寇所乘。有一个下级军官,违反号令,按辈分还是他的舅父,传统的序齿观念和军队的纪律要求发生了矛盾,戚继光以长官身份,当众处分了这个军官,然后又以外甥的身份背后向他赔礼道歉。二年的时间,山东防备加强了,浙江倭患日益严重。戚继光奉调到浙江御倭前线,与抗倭名将谭纶、俞大猷并肩战斗;戚继光目睹防军素质低下,便自己招募训练新兵,号称戚家军。戚家军每攻必克,威名远震。嘉靖四十一年福建倭寇逞囟,他又率戚家军援闽,晋升为总兵官。三年的时间,倭患荡平,又与俞大猷消灭了广东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基本安定。���于北方边防告急,隆庆元年���明政府又把他调到北方,先在京城神机营,后总理练兵事务节制四镇兼蓟镇总兵官。到镇不久便两次上疏议戍边策,提出车步骑三军因形战守的计划,重新调整了.防御部署,把全镇分为三区十二路,每区由一名副将协守,每路由一名参将分守。东区协守驻建昌营,管理燕河营、石门寨、台头营、山海关四路。中区协守驻三屯营,管理太平寨、喜峰口、松棚谷、马兰关四路,西区协守驻石匣营,管理墙子路、古北口、黄花镇、居庸关四路,又建辎重营三处,车营七处,分驻建昌营、汉儿庄、三屯、遵化、石匣、密云、昌平等地,构成步、骑、车三兵种协防的阵势。
蓟镇长城原多系土石结构,而且低矮单薄,戚继光向明政府建议改修长城,并很快得到批准。新修的边墙,由土石结构改成砖石结构,加高加厚,内外两侧均加垛口,冲要地段修重墙建敌台,台分三层,中间空虚,可驻兵五十人及储备粮食器械,台下驻军与台上驻军配备作战。经过三年时间,边墙面貌一新。在长达2000里的防线上,矗立起1017座敌台和大大小小的关隘防城。
北方守军斗志松懈,纪律松弛,戚继光便派部下从浙江招募兵士三千,浙兵到镇那天,天下大雨,长途跋涉的浙兵精神抖擞,从上午到下午,直在外待命,个个直立如松,队伍严整如林,北方官兵见此情景大为惊骇,方知戚继光治军之严。
戚继光到镇后,住在内蒙东南辽宁凌源一带的朵颜部落,多次犯边,皆被戚继光击败,其中有一次是朵颜部酋董狐狸、长秃率众攻董家口关城,戚继光分两路由董家口和榆木岭出击,活捉长秃。经过几次较量,朵颜部落才知道新来的将领的厉害,于是董狐狸和长昂率领亲族三百多人到喜峰口关城请降,保证以后不再犯边,表示归还以前掳去的哨兵、边民、马匹和财物,要求释放长秃,恢复贡市关系。戚继光和蓟辽总督刘应节计议,允许了他们的请求。从此,朵颜部落和明朝恢复通贡互市关系,蓟镇边境出现了十多年的平静。三屯营城自天顺二年建成到��历初已经运行了100多年。南墙坍塌,只留下一片荒芜,加之城墙低矮,规模狭小,除总镇直属和协守的防军以外,没有卫所军,军防力量薄弱,民防也徒有其名, “三卫一所"设在遵化,距镇6 0里,镇府办理公文,调运粮饷还要到遵化办理手续。这种局面,与“军事重镇”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于是戚继光请示上司批准重修三屯营城。万历年间规划,二年动工。城池比原来扩大一倍,把原在城外的兵营全包括进来,城墙加高加厚,设东、南、西三门,东日宾日门,西日巩京门,南日景忠门。按汉唐在北方建受降城的规制不留北门。城门上建谯楼,城角建角楼,周围建敌台九处,各有箭��。镇府建在中央,成为城中之城。建兵营800余间,为驻镇的保河、河南、南兵,辎重各营的营房,车营营房400余问。三屯守备司、督府衙署、忠义卫指挥使司等机关一并建在城内,忠义卫由遵化迁到三屯。城墙外并有七尺宽的护城河。因地势高低不同,河深七尺至三丈。东门外地势低洼,利用这个条件开挖了一座长350丈,宽1 0丈的湖,聚由城北流来的水蓬成。按八卦方位东方为震,命名日震湖,水涤七尺。掘湖所出的土筑成长堤,因戚继光别号孟诸,堤名孟堤。沿堤植桃柳,湖内种莲,上下游建桥两座横跨大堤的亭子一座:名日同春亭,湖中留出成小岛,岛上建亭一座,以《诗经·蒹葭》中“溯水求之,宛在水中央”的诗句命名。震湖之侧,建长宽各5 0丈的草料场,草料易燃,临水而安。东西两路来镇的军官皆有议事亭房,入贡的“北人"来镇也有宿地。城西门外有演武场,中有点将台,台后建旗纛庙,内祀旗神,外竖牙旗。每当晴空丽日,演武场上军旗飘扬,兵刃耀目,军令如山,喊声震云。
隆庆六年,明政府派兵部尚书汪道昆等一大批官员视察蓟镇,戚继光借这个机会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演习,集结了十万大军于遵化汤泉,演习进行了二十天。演习一开始,扮作敌人的骑兵突然由长城口攻入,顿时警号齐鸣,烽火大举,全身戎装的士兵迅速登台防守,各支防军按计划,有的迎击于前,有的夹击于侧,有的包抄于后,有的埋伏隐蔽,有的扼守阵地,在敌骑兵面前,突然战车变成一道城,在火器和战车的掩护下,步兵神速出击,入犯的邸敌人”溃不成军,有的仓惶逃命,有的下马投降,守军大胜。这次演习是我国古代练兵史上的一次壮举。
驻镇的后几年,戚继光有暇在镇府的书斋里撰写兵书,整理文稿,《练兵实纪》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把历年来所写的诗文集成五卷,《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合称《止止堂集》,是以镇府内戚继光的书斋命名的。
戚继光在蓟镇1 6年,同这里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万历l 1年,明政府决定调他去广东,蓟镇父老派代表京城请愿,要求把他留下,结果令人失望,戚继光不得不整装上路。临行那天,人们夹道相送,不少人追出境外,依依难舍,挥泪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