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上海律师

　　淞沪抗战前的上海律师,怀抱着法治救国的梦想,努力服务民众、社会和国家。但是,在民族存亡之际,他们责无旁贷地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赵霄洛
　　1932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在这场抗战中,上海律师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今年,正值中国律师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上海“一二八”抗战80周年。回顾律师前辈们的抗日壮举,对正确和全面认识中国律师及其百年精神的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把抗战救亡作为工作中心
　　“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上海律师公会深感亡国之危,遂将工作中心转为抗日救亡运动。
　　1月30日,上海律师公会召开紧急执监会议决定,一、由本会捐助慰劳金3000元；二、通告本会会员量力捐助金钱物品；同时,电请政府援助前敌将士,还决定推举李次山、蔡倪培等四律师代表参加由沈钧儒律师提议召集的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2月26日,上海律师公会第99次执监会议决定,与潮州旅沪同乡会共同筹款抚恤此次上海中日战争中的阵亡将士家属；会议选聘二会员负责整理编辑日军在沪暴行证据；并拨付专款支持抗战。另外,还决定筹办伤病医院。
　　3月5日,上海律师公会第100次执监会议,李次山委员报告参加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对于十九路军退却时所发表告全市民众意见经过,以及对中央不派援兵表示不满等情况,进一步指出救国会议派代表分向北平、洛阳、日内瓦等做宣传御侮工作。
　　3月20日,上海律师公会召开第101次执监会议,沈钧儒报告参加救国联合会与外交次长交涉上海撤兵之原因,并声明日兵不撤无和平可言。
　　3月27日,上海律师公会召开春季改选大会。会议宣传组提议,国难期间各会员加征经常费以充宣传费。
　　从这些紧锣密鼓的会议以及决议中可以看到,上海律师公会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带领上海民众抵抗日军的坚强阵地。
“一身盛衰何足道”
　　张耀曾律师曾经担任过段祺瑞时期的司法总长。1928年,他辞官到上海与沈钧儒等人合办律师事务所。“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与熊希龄、章士炎、黄炎培、沈钧儒等六十余名社会贤达人士发起成立“国难救济会”。在淞沪抗战期间,他与“国难救济会”同人积极参与募捐劳军和支前活动。他在日记中写到:
　　“二月四日。昨夜眠不沉熟,而未闻炮声。朝八时候炮声隆隆,每分钟约一响,至下午执笔时犹未息也。张相时来,商拨公款犒赏吴淞守军,乃书条,拨五百元付之。”
　　“二月六日。朝。代国难会拟慰劳炮台军队函稿。吴淞炮台系邓振铨军驻守,近传其抵御颇力,故余请国难会捐百元犒劳。”
　　“二月十三日。因律师公会嘱募慰劳十九路军捐款,托褚稼先持余函片,往托余办案各当事人出代募。余从未受各方嘱募捐款,偶自捐若干外,均不向友人劝募。惟此次我军抗日,跌催敌锋,实为历史上有大价值之举,故破例为之。”
　　1938年7月26日,张耀曾律师在其寓所病逝。两天前,他在日记中写到:“际此民族灭亡大时代,一身盛衰何足道,但已无力为民族效劳,可慨也夫。”
　　这些日记,清楚地展现出上海律师的拳拳爱国报国之心。
组织义勇军上前线
　　“九一八”事变发生,上海各民众团体成立“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义勇军委员会”,公推王屏南律师等人主持军事训练,参加训练的有四千多人。“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2月1日,由王屏南律师率领的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成立,下辖两个连和一个补充排,共两百四十余人。
　　2月27日,在十九路军156旅旅长翁照垣授意下,王屏南律师率市民义勇军接防宝山防务。当时,宝山阵地仅留下18个正规兵和市民义勇军214人。
　　3月1日清晨,日舰15艘,列成一字长蛇阵。下午4时,敌舰向宝山阵地猛烈炮击,敌机也飞临轰炸。市民义勇军凭借战壕,与敌寇激战一个多小时。最后,日军抛下许多尸体退却了。战后,翁照垣对王屏南说:“宝山若非你部坚守,倘若日寇登陆成功,我旅腹背受敌,必被包围撤不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1945年,王屏南回到上海重操律师。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一二八淞沪抗日爱国志士”的称号,并安葬于宋庆龄陵园。
律师怒斥市长
　　时任上海律师公会主席李次山律师,他也组织了一支义勇军。淞沪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李次山律师便到处奔波,动员市民支援军队抗战。沈钧儒先生回忆说:“ 一二八 时期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会,我也同他在一起。他的那种飞跃猛进的做法,我是简直追随不上。”
　　“九一八”事变之后,吴迈律师与上海爱国青年一起奔赴南京请愿对日宣战。蒋介石接见时保证说“十年复兴中国”。他高声质询:主席训话很好,但对东北守土不力的高级将领及公开贩毒的家人,竟不明令议处,似有治国、治家两不严之嫌。蒋闻言表示查究,而吴迈当晚陷身监狱,后由社会各界救其脱险。
　　淞沪战争时,翁照垣旅在3月1日已接到撤退的命令,但是,他们决意违抗命令,与敌拼个玉石俱焚。这时,吴迈���师赶到翁照垣旅部。他表示,这次冒险前来,是奉上海市民的公举,向翁旅长和156旅全体官兵致敬；同时,请求旅长暂保实力,撤离吴淞,将来与日寇再战!翁照垣闻言很感动,但死守决心已定。吴迈不得已跪下恳请翁照垣撤退,一时声泪俱下,无比悲壮。

　　淞沪战争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吴迈闻讯后,直奔上海市府声讨市长吴铁城。见面时,吴迈怒斥说:“汉奸人人可杀,今天我与你同死报国!”说罢,拿起桌上的茶杯,向吴铁城头上砸去。警察当即强行抓走了吴迈。后经上海各界人士的援救,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释放吴迈。

　　淞沪抗战前的上海律师,怀抱着法治救国的梦想,努力服务民众、社会和国家。但是,在民族存亡之际,他们责无旁贷地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律师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及誓死御敌的勇气和血性。这理当成为中国律师的百年荣耀,同时,也应当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