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占宇：十二生肖源流补说

近三十多年来，随着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及孔家坡汉简诸日书“占盗”篇的相继面世，其中“十二禽（物）”与后世生肖大体相似（见表2），李学勤、于豪亮、饶宗颐皆指为十二生肖的源头，[5]得多数学者认同，但仍有不少人坚持十二生肖来自域外。[6]另外，关于十二生肖的形成过程、对外传播等问题，前人所述亦未详备。因此，有关十二生肖的多个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如前所述，十二生肖的核心是：一，与十二支相配，用于纪年；二，与五行结合，用于卜算。准此，后文讨论亦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

一、黄道十二宫与生肖无关

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起源甚早，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楔形文字泥版中，就有其雏形。公元前1300年左右，黄道十二宫传入小亚细亚东部的赫提特，公元前800年以后传入希腊。黄道十二宫最初为十二种图形，中世纪后期演化为十二个符号。现存最完整的十二宫图形见于古埃及顿德拉神庙中的穹顶石雕。[7]见下图：

图1 古埃及顿德拉神庙石雕中的黄道十二宫图像[8]

此一石雕原置于埃及顿德拉神庙（建于公元前120年至公元34年之间），现藏法国卢浮宫。图像呈圆形，可由内而外分为四层，黄道十二宫分布在第二至三层。此十二宫图形与现今流行的十二星座图像大体接近，其名称历来译法不一，今通名作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及双鱼等十二宫（座）。

郭沫若《释支干》一文认为甲骨文所见未、午、巳、辰、卯、寅、丑、子、亥、戌、酉、申等十二辰，或在字义上与上述十二宫名称相通，或在字形上与十二宫符号相似，因此他认为中国十二辰应源自古巴比伦黄道十二宫。鉴于十二辰与十二生肖密不可分的关系，郭氏又推测十二生肖亦来自古巴比伦，后以西域民族为中介，传播至中原。

我们认为，郭沫若对于十二辰字义与巴比伦十二宫图形的比附，还有不少可商之处。如郭氏认为“巳”之古文作“子”，当于希腊之双子座。[9]验之以前引顿德拉神庙黄道十二宫图像，可见双子宫的早期形象实为一男一女，并非两个男子，译成于唐代的佛经《宿曜经》及《七曜禳灾决》中就分别称之为“男女”或“阴阳”（见表1），亦可证。郭氏又说“未”之本义为穗，而巴比伦之白羊宫乃合希腊之牡羊座（中国之胃、娄）与Catus（中国之廥积）而成，前者意为“农夫”，后者意为“田圃”。“与此未之为穗，意既相近，与中国之星象则尤为切合。《天官书》曰‘娄为聚众，胃为天仓，其南众星为廥积’，星象皆系农事。”因此，古文“未”乃是白羊宫之像。[10]其引申迂回曲折，似有牵强附会之嫌。另外，郭氏对于十二辰字形与希腊十二宫符号的比附，也存在一定问题。如郭氏说“卯”之骨文与希腊狮子座符号类似，“申”之骨文与双鱼座符号同义，“酉”之骨文像壶尊之形，当是水瓶座。[11]但希腊十二宫符号系由巴比伦十二宫图形简化、抽象而来，时代较晚，最早见于中世纪晚期的抄本，[12]其时中国十二辰早已出现。凡此种种，足证郭氏之说难以完全采信。郭氏作《释支干》时，正值安特生等人基于考古发现而主张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盛行，[13]故而不少研究者言必称希腊、罗马乃至巴比伦、埃及。此乃一时之学术风尚，后学者须明辨之，慎思之。[14]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古巴比伦或古希腊的黄道十二宫，虽然一开始就与星占等数术结合，但它一直是用来纪月的（并且是跨越历法月的“星命月”），从未用于纪年。如果我们将黄道十二宫名称与十二生肖顺次比较，除白羊—未羊外，其余均不相合。退一步，如果单以其中羊、牛、蟹、狮、蝎、马、鱼等七种以动物命名者与十二生肖比较，相合者也只有羊、牛、马三种。因此，将它作为中国十二生肖的起源，难以令人信服。

目前，我们尚无法从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中看到古巴比伦或希腊文化直接影响秦汉西域民族的有力证据。如果仅从文献记载来看，有关黄道十二宫的知识是经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一般认为，印度自公元前四世纪末开始与希腊直接接触，至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希腊黄道十二宫传入印度，出现在一些佛教经典中。[15]迟至隋代，才经过佛经的汉译，被介绍到中国，其名称略如下表。

表1 汉译佛经中的黄道十二宫[16]

上表中十二宫名称还不完全统一，当是翻译者不断调适印中文化差异的结果，但从中仍可窥见十二宫传入印度后并未经过太多本土化改造。翻检上引经文，其中十二宫仍用于纪月（星命月），并未纪年。值得注意的是，黄道十二宫系由《大方等日藏经》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其翻译者那连提黎耶舍乃北天竺乌苌国人，年十七发意出家，四处游方，后因突厥之乱，于高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来到中原，至隋开皇年间译成此书。可见十二宫知识来华，甚至未经过西域民族的中介。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十二生肖、十二辰与古巴比伦及希腊的黄道十二宫并无明显渊源关系。

二、十二生肖形成于东汉中期

放马滩秦简《十二支占盗》、睡虎地秦简《盗者》及孔家坡汉简《盗日》等篇中皆见一种以十二禽（物）配合十二支占卜盗者的方术，论者多指此十二禽（物）系后世十二生肖之源头。在放马滩秦简《黄钟》篇中还有一种占卜病祟的数术，其中在“旦至日中”时段与十二律搭配使用的十二禽与十二生肖尤为接近。由于十二律与十二支在秦汉时已有了固定搭配关系，故此篇中的十二禽亦可以与十二支相配。

兹将上述材料中所见十二禽（物）与后世十二生肖做一比较，列表如下。

表2 日书十二禽（物）与十二生肖比较

上表所见十二支配禽（物），可据其出土地分作秦、楚二系。在楚系的睡虎地简与孔家坡简中，只有子鼠、牛丑、寅虎、卯兔（孔家坡汉简字作“鬼”，整理者以为系“兔”之误抄，今从之）、亥豕等五组与后世完全一致。巳之配禽为“蟲”或“虫”，于豪亮指出，“《说文•虫部》：‘古虫蟲不分。’而虫字下云：‘虫，一名蝮。’蝮是一种毒蛇，因此‘巳，蟲也’，实际上是巳为蛇。”[17]巳之配禽，睡虎地秦简无说，孔家坡汉简中相应之字笔划不全，整理者拟作“蟲”，此处存疑。其余午、未之配禽，皆作“鹿”、“马”；申之配物，一作“玉石”，一作“环”；酉之配物，一作“水”，一作“水日”；戌之配禽（物），一作“老羊”，一作“老火”。皆与后世迥异。于豪亮曾指出“环”可读为“猨”，猨即猿；“水”可读“雉”，雉即野鸡。饶宗颐也曾读“水”为“隼”，并引《古今注》“狗，一名老羊”之说，将“老羊”训为狗。[18]但我们看到申之配物皆与“石”相关，酉之配物皆与“水”相关，戌之配禽（物）皆突出其“老”，自成体系，似乎另有所本。值得重视的是，隋萧吉《五行大义》所引三十六禽“异说”中也有申配“死石”，戌配“死火”或“死金”之例，其它还有未配“老木”，酉配“死石”、“死土”，亥配“朽木”等，[19]皆明显超出了“禽”的范畴，当是五行说的遗留。因此，对于申、酉、戌三支所配之物，不宜强解作禽名。[20]

在秦系的放马滩简中，已有子鼠、牛丑、寅虎、卯兔、午马、未羊、酉鸡、戌犬、亥豕等九组与后世完全一致。辰之配禽，《十二支占盗》作“虫”，但《黄钟》又作“龙”，与后世一致。其余巳之配禽，一作“鸡”，一作“雉”；申之配禽（物），一作“石”，一作“王龟”。皆与后世不同。

由上可见，虽然楚系日书中的十二禽（物）尚与后世十二生肖存在较大差异，但秦系放马滩日书中的十二禽（物）已与十二生肖十分接近，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放马滩秦简日书《十二支占盗》及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篇中，已经有了十二禽（物）与五行搭配的迹象，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前人足够注意。

放马滩秦简日书《十二支占盗》篇中对盗者进入宅院行窃的方向多有占测，列表如下：

表3 放马滩秦简日书《十二支占盗》篇所见入盗方位

从秦汉时期广泛流行的“日廷图”（即十二辰方位图）来看，亥、子、丑三辰在北方，属水；寅、卯、辰三辰在东方，属木；巳、午、未三辰在南方，属火；申、酉、戌三辰在西方，属金。上表所见丑、寅、卯等八日入盗方位，无不与“日廷图”一一契合。子、巳、亥三日，该篇皆占作“盗者中人”，是说盗者为“家贼”、“内鬼”，故不列方位。戌日未见入盗方位，或是漏抄，或亦是“盗者中人”。

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篇中有四处“旦闭夕启某方”的表述，李学勤推测讲的是一种有关如何防盗的方术，所谓“启”、“闭”，或指门户的开关。列表如下：

表4 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篇“旦闭夕启”方位

李学勤指出，寅日条的“旦闭夕启西方”一句应在子日条下，酉日条“旦闭夕启”下又脱“南方”二字，当系抄写者疏误，[21]其说可从。子、卯、午、酉四辰在“日廷图”中分别居于北、东、南、西的位置，在这种方术里面，“旦闭夕启”的方位实际上是将此四辰本来对应的方位逆时针移动了一位。

以上可见，在两种秦简日书“占盗”篇中，十二禽（物）借助于十二辰，已与东西南北四向形成了固定搭配关系。而四向（或五方）与五行的对应，作为传统五行说核心内容之一，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固定。放马滩秦简日书《五音（二）》篇就专门讲述五行与五方、五色、五音及十干、十二支的对应关系，《日辰》篇又讲述十二支与五行及数字的对应关系，可作内证。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两种秦简及孔家坡汉简日书诸“占盗”篇看出，借助于十二支，十二禽（物）还与五色、男女（阴阳）建立了某种联系，虽不甚明朗，但已初露端倪。

综上所述，秦代日书中的十二禽（物）已与后世十二生肖大体接近，并且它们一开始就与五行学说结合，作为占卜的工具。而厚实十二生肖的功用，除了纪年，主要还是作为占卜、择吉或合婚的命理依据。因此，我们将秦简日书中的十二禽视作十二生肖的源头，应该没有问题。

附带指出，主张十二生肖源自华夏本土论者，多谓其源自天文星占或图腾崇拜。郑文光认为十二支及生肖皆源自华夏先民对星象的观察，先描写为符号，后肖之以动物形象。李零据《五行大义》中的相关记述指出十二生肖源自天文。董家遵认为十二生肖与古代十二姓同出一源，系由鼠、牛、虎、麒麟、龙等十二种图腾演化而来。麻根生认为十二生肖起源于九黎部落联盟的十二神兽图腾。张秉伦认为十二生肖多与农牧、狩猎生活有关，应来源于中国古人的动物崇拜。陈冠英则认为生肖文化的源自中国古代的伏羲崇拜。[22]以上诸说多是基于符号学或社会学理论的推测，虽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还缺乏过硬的证据。近年，王贵元指出“十二禽的来源，也就是十二地支所配物的原始面貌，可能是十二种物怪，或是有动物有物怪，后来才全部演化为十二种动物。”[23]王氏之说主要来源于对楚系十二禽（物）中“老羊”、“玉石”等“异说”的全面考察，若验之以放马滩秦简日书《黄钟》篇，这一情形就更为明朗。我们知道，“病起而卜祟”是春秋以来的一种社会风习，至秦汉尤甚。而《黄钟》篇所述实为一种占卜病祟的数术，其中三十六禽（包括十二禽在内）乃是三十六种形象各异的精怪。术家根据一天内上午、下午及夜晚等不同时间所投中的律吕，可以容易地卜得是何种精怪作祟使人生病的，然后进行相应的厌禳活动。在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登涉》中，也有以“三十六禽”（实有二十四禽）作为精怪的记载。因此从放马滩秦简日书来看，十二生肖的文化本源似在于古人的精怪信仰。

但秦汉简牍日书中的十二禽（物）毕竟只与纪日地支联系，[24]尚未用于纪年，还不能说它就是十二生肖。在成书于西汉初年的马王堆帛书中，已可见到干支纪年的实例。据李学勤介绍，“一种帛书的表中，排列着六行干支，计六十组。第五行第一组为‘甲辰’，第二组左边写着‘今皇帝十一年’右边写着干支‘乙巳’。据上下文知，‘今皇帝’即汉高祖。而汉高祖十一年（前196）正好是乙巳年。这与《史记》年表《集解》所说完全一致。”[25]《汉书•王莽传》云，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岁在寿星，填在明堂，仓龙癸酉，德在中宫。”亦是干支纪年。

至东汉初年，十二支配禽名称始与后世十二生肖完全一致，见于王充《论衡》一书。其中《物势》篇云：

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虵（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

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虵（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虵（蛇）何不食猕猴？猕猴者，畏鼠也。啮猕猴者，犬也。鼠，水。猕猴，金也。水不胜金，猕猴何故畏鼠也？戊，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

其中已言及十一支配禽，《言毒》篇又见“辰为龙”之说，是为完整十二支配禽，与后世生肖完全一致。上文还详细叙述了十二禽的五行属性及其生克关系，说明当时十二禽与五行的搭配也趋于定型。但在《论衡》中，我们仍找不到以十二禽纪年或作为属相的记述。

至东汉中期，干支纪年已经相当普遍。如敦煌长史武斑碑：“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大岁在丁亥”，《后汉书•朱称传》亦称此年为“丁亥之岁”。韩勑修孔庙后碑：“永寿三年（公元157年），青龙建酉。”[26]此时，在一些道教文献中开始出现单纯以十二支记述生年，配合十二禽卜算命运的记载。不晚于汉顺帝时代（公元126-144年）的《太平经》卷一百十一《有德人禄命决》云：

寅申之岁，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不得相比。所以然者，寅为文章，在木之乡，山林猛兽，自不可当。但宜清洁，天遣令狩，不宜数见，多畏之者，名之为虎。年在寅中，命亦复长，三寅合生，乃可久长。申为其冲，了不相亡，多恶畏夜，但能缘木上下，所畏众多。其命在金，行害伤人。故令小寿，是为可知。[27]

其文开头总述“寅申之岁，其人似虎”。其后则分说生于寅、申之年者的运势。大意为：生于寅年者，其人运势与虎相似，不可阻挡。但虎作为上天派来守护山林的神兽，宜当洁身自好，深藏不露。此年所生之人本来就长寿，若出生月日也属寅，就更长寿了。生于申年者，其人命运与猴相似（文中说“能缘木上下”，疑指猴），猴子生性顽劣，经常行害伤人，故其短寿。姜守诚指出：“《太平经》继承了传统的十二禽说，又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将生年地支与诸种选择术因素揉合到一起，藉此推衍祸福、预测吉凶，从而极大推动了汉代生肖宿命论的整合步伐，对后世命理学的体系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28]对本文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如果再加以深入分析，其中暗含的信息就更为明朗：（1）在文献中首次以寅—虎、申—猴来表述个人生年：（2）再次明确了���虎、申猴各自的五行属性：寅虎为木，申猴为金，寅申对冲；（3）从虎、猴的五行生旺墓绝出发，结合其天性，来占卜预测个人年寿及运势。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已经囊括了十二禽作为属相的基本因素，标志着十二生肖命理学说已经初步形成。

时代稍晚的《后汉书•郑玄传》中有如下一则材料：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

唐李贤注引北齐刘昼《高才不遇传》论玄曰：

“辰为龙，巳为蛇，岁至龙蛇贤人嗟。”玄以谶合之，盖谓此也。

清人赵翼在论述“十二属相起于后汉”时已注意到这一史料，但其文引自王子年《拾遗记》，该书成于东晋，为志怪小说集，多诞谩无实，故研究者未敢遽信。但《后汉书》明言“以谶合之”，刘昼又确指此谶即“辰为龙，巳为蛇，岁至龙蛇贤人嗟”，联系到前引《太平经》以寅虎、申猴卜算人命之事，可知刘昼之说定有所本，则“岁至龙蛇贤人嗟”之类的生肖命理说在东汉晚期已经相当流行。

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十二生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已臻于成熟，并广泛流行于大江南北。《晋书•谢安传》载：

（谢安）因怅然谓所亲曰：“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忽梦乘温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乘温舆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鸡主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逊位……寻薨，时年六十六。

其中说到“白鸡主酉”，“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亦是东汉中晚期以来民间乃至社会上层采用生肖纪年，并与个人命运联系起来的明证。又云谢安乃上疏逊位，寻薨。亦可知时人对此类生肖命理学说深信不疑。

《南齐书·五行志》载：

永元中，童谣云：“野猪虽嗃嗃，马子空闾渠。不知龙与虎，饮食江南墟。”识者解云“陈显达属猪，崔慧景属马”，非也。东昏侯属猪，马子未详，梁王属龙，萧颍胄属虎。

其文虽述南齐永元年间之事，但所涉及的人物陈显达、崔慧景等多是刘宋早期生人，去东晋未远。

《周书·晋荡公护传》载宇文护之母阎姬为北齐所执，齐王令人为阎氏作书，贻护曰：

汝与吾别之时，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大规模改易汉俗，中原十二生肖应在此时为鲜卑等少数民族所接受。宇文护兄弟生于北魏宣武帝时期，其时鲜卑族已趋于全面汉化，而十二生肖纪年早已深入人心，故时年八十的阎姬仍然清楚地记得三个儿子的生年属相。

南朝后期诗人沈炯甚至创作了一首题为《十二属诗》的藏头诗，曰：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跖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29]

全诗共十二句，每句起首分别嵌入一种生肖名称，次序井然，内容通俗易懂，读来朗朗上口，说明此时十二生肖已为士人及广大民众所熟知。而考古所见最早的十二生肖陶俑、壁画等也大致出现在这一时期。如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所出两批生肖俑，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中十二生肖壁画，[30]此不赘述。

三、《大集经》十二神兽源自汉地

北凉时期天竺僧人昙无谶所译《大方等大集经》（简称《大集经》）卷23《净目品》中曾讲到，阎浮提外，四海之中，各住三种神兽，修行功德，教化同类，是为十二神兽。今摘录如下：

阎浮提外，南方海中有琉璃山。其山有窟名种种色，有一毒蛇在中而住，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无死，中有一马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善住，中有一羊修声闻慈。

西方海中有颇梨山。其山有窟名曰上色，有一猕猴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誓愿，中有一鸡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法床，中有一犬修声闻慈。

北方海中有一银山。中有一窟名曰金刚，中有一猪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香功德，中有一鼠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高功德，中有一牛。修声闻慈。

东方海中有一金山。中有一窟名曰明星，有一师子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净道，中有一兔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喜乐，中有一龙修声闻慈。

是十二兽，昼夜常行阎浮提内，天人恭敬，功德成就已。于诸佛所发深重愿一日一夜，常令一兽游行教化，余十一兽安住修慈，周而复始。七月一日鼠初游行，以声闻乘教化一切鼠身众生，令离恶业劝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三日，鼠复还行。如是乃至尽十二月，至十二岁，亦复如是。[31]

上引佛经中的十二神兽分别是：毒蛇、马、羊、猕猴、鸡、犬、猪、鼠、牛、师（狮）子、兔、龙。若从物种来看，与中国十二生肖并无太大差别，唯其中狮子，中国作虎而已。若从排列次序上来看，也是以鼠为首（文中明言“七月一日鼠初游行”），其后排列何兽？文中并无明言，但从全文叙述次序来看，应是牛、师（狮）子、兔……依次而行，也与中国十二生肖相同。唐人道世所著《法苑珠林》认为此即汉地十二生肖之来源。

但文中“一日一夜，常令一兽游行教化”等句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其中十二神兽是按日游行，与纪年并无关系。其起始点是七月一日，以鼠先行，“以声闻乘教化一切鼠身众生，令离恶业劝修善事”，其它神兽按日轮流，循环无穷。这些内容明显不同于中国十二生肖。因此，《法苑珠林》说“汉地十二辰兽依此而行，不异经也”，似有牵强附会之嫌。

事实正好相反，近人已逐渐认识到《大集经》中的十二神兽其实来自中国十二生肖。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就说：《大集经》中“还有关于十二兽传法之说：蛇、马等十二兽，分别于四方修��‘声闻慈’，‘昼夜常行阎浮提’，按日按月轮流教化各自的同类，‘令离恶业，劝修善业’……显然是采自汉民族的十二生肖说。”[32]王仲尧也指出，“《大集经》中的五行阴阳、天地干支、二十八宿及十二兽修声闻慈等内容，肯定是译经时加进去的中土文化。”[33]其说未详，此下略作补充。

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为了在中国站住脚，先要与中国本土的宗教迷信，特别是道教相融合。”[34]史籍所见，当时许多东来高僧都十分精通中国文化。如东汉时安息僧人安世高“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35]三国时康居僧人康僧会“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36]南朝时天竺僧人求那毘地“明解阴阳，占时验事，征兆非一”。[37]他们在弘法的过程中都有意识地对原有经义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上引《大集经》的译者昙无谶也是这样一位人物。他生于天竺，天资聪颖，专攻大乘佛教。后经罽宾“东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38]依附沮渠蒙逊十余年，译籍甚多。昙无谶对于中国数术方技之学也十分精通。如当时《宝星陀罗尼经》、《大孔雀咒王经》、《摩诃僧祗律》等多种译经在表述印度天文学中的二十八个“月站”时，多按照梵语发音进行音译，而他在《大集经》卷20《宝幢分》中则直接译作中国的四象二十八宿。前引《大集经》中十二兽所在的方位是：南方毒蛇、马、羊，西方猕猴、鸡、犬，北方猪、鼠、牛，东方师（狮）、兔、龙，正是战国以来数术家所用的十二辰方位，即：南方巳、午、未，北方亥、子、丑，西方申、酉、戌，东方寅、卯、辰。由此可见，昙无谶译经的风格并不是简单机械地转述梵文原典的内容，而是尽可能地吸收中国文化中原有的天文历法、数术方技、神仙道教等方面的学说，使之融会贯通为佛教的有机部分。

如前所述，在昙无谶从事译著的时代，十二生肖说在中原已臻于成熟，并广为流传。昙无谶初到凉州后曾专门学习汉语三年，与社会上层及普通民众皆有很多交往，对此应有一定了解。而在他译经的过程中，又得到凉州高僧慧嵩和道朗的大力协助，不少经文的翻译实由昙无谶口授而慧嵩笔录润色。因此，他们在翻译《大集经》的过程中，完全可以结合佛经中已有的某些东西，将十二禽（生肖）、二十八宿、十二辰方位等中原文化元素植入其中，使之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

四、十二禽（生肖）在西域及北方草原的传播

郭沫若曾推测汉地十二生肖“殆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十二之宫而制定之，再向四周传播也。”近年来，李树辉又重申此说，并指出巴比伦十二兽历先东传至印度，经过中亚罽宾或塔里木盆地操印欧语民族的一番本土化改造后，约在公元前3世纪初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39]李氏并未举出战国晚期或秦汉时代西域民族使用十二生肖的有价值的文献记载或考古资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猜测。但若从当地出土文献来看，事实也恐怕正好相反，西域十二禽应当来自河西或中原汉地，其时代可能晚在公元三、四世纪。

1900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楼兰发现大批用佉卢文犍陀罗语写成的文书，其中第565号是一件以十二禽为纲领的占卜文献，刘文琐拟题为《十二属星占文》，今从之。其文云：

星宿之首谓之鼠日，这天可做任何事，万事如意。

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

星宿日虎日，宜作战。

星宿日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

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耐。

星宿日蛇日，百事皆凶。

星宿日马日，宜向东西方向旅行。

星宿日羊日，宜沐浴。

星宿日鸡日，宜裁剪和缝纫衣服被褥。

星宿日猴日，万事如意。

星宿日狗日，来去从速。

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耕作顺利并能增产。[40]

学界一般认为佉卢文源于古代犍陀罗，公元一至二世纪时曾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至东汉末年，随着贵霜帝国的衰落，部分大月氏人东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语文。关于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的年代，学界大体认为其时代范围约在公元三世纪中期至四世纪中期，略当于中原王朝的西晋至十六国前期，这篇文献应不会例外。

林梅村最早指出，这篇文献应该是内地日书的犍陀罗语译本，其内容与建除十二值有关。[41]其后，刘文琐对该文献进行过详细考证，并指出“这件文书可看成是一篇占星术文献，但体现出东西方占卜术相结合的特征。”[42]以上两说对本文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但我们更倾向于这是一件大体按照日书“建除”篇的框架，糅合了“占盗”篇中的十二禽，并杂采多种占卜术，加以本土化改造，乃至创作后的东西，并非单纯的日书佉卢文译本，也不是真正的占星术文献。以下稍作分析：

这篇文献主要讲述十二禽值日的吉凶宜忌，在形式及内容上都与秦汉日书诸“建除”篇较为接近。[43]但必须强调的是，此篇对“建除”进行了大量的加工改造：（1）其中值日神煞已改作十二禽。日书中的建除十二神值日及十二禽配日都以十二为周期，且都与十二地支存在固定搭配关系，故两者容易替换。（2）其中“星宿日猪日，宜耕作、播种葡萄园”等内容不见于内地日书，明显是为了适应当地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作的增补，具有本土化特征。（3）其中“星宿日龙日，须忍耐，事事要忍耐” 等内容不见于内地日书，刘文琐曾推测“这种‘忍’的思想，有可能受当时的佛教思想所影响”，[44]确为的论。另外，这篇文献中的“星宿日”徒有其名而无确指，实与星占术无关。按说日书中有二十八宿纪日法，也可见二十八宿与十二月的固定搭配，若将其中“月”代之以“日”，则可与十二日搭配，但此篇中并无任何具体星宿名称，当是术家出于增强占卜神秘性的需要，故弄虚玄而已。

西晋时期，借助于玄学，佛教在社会各阶层得以广泛传播。进入十六国，又有北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支持，佛教开始兴盛。这一时期，不少中亚、西域胡僧经由丝绸之路前往中土弘扬佛法，如无罗叉（于阗人）、强梁娄至（西域人）、安法钦（安息人）、佛图澄（西域人，或谓天竺人）、帛尸梨蜜多罗（西域人）等。而��教的兴盛也激发了河西、中原僧人前往西域取经求法的热忱，渐成风气，见诸史籍者有竺法护、康法朗、慧常、慧辩、僧纯、昙充等。

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胡汉僧人大都天资聪颖，精通中原及西域的多种语言文化，竺法护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南朝僧祐《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载：

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墩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尝介于视听也。是时晋武帝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西域。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有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话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遂大赍胡本，还归中夏。自墩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大小乘经《贤劫》、《大哀》、《正法华》、《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45]

其中所见竺法护祖籍月氏，生于敦煌，八岁出家，博览六经，通晓中原文化，到西域以后，又遍学三十六国异言（可能有夸大的成分），最后携带大量西域佛经进入内地从事译经、弘法工作。纵览佛教传播历史，这样的僧人并不少见。

前引《十二属星占文》中含有“事事要忍耐”的佛教思想，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在两晋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已经有了“忍”的概念，但其含义近乎“克制”、“容忍”。如《论语·卫灵公》：“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荀子·儒效》：“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论语·八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事事要忍耐”的思想并不被中国人重视。尤其是在秦汉日书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忍耐”的讲述。但在佛教中，却十分强调“忍耐”及“忍行”。刘文琐曾介绍过��件出土于尼雅的佉卢文佛经《解脱戒本》残卷，其中就有：

（毗婆尸）：“忍是最高的苦行，最好的忍是涅槃。”

从中可见，在尼雅使用佉卢文的时代，佛教所倡导的“忍耐”思想已在当地流行。因此，这件《十二属星占文》的创作者应当是一位兼通日书与佛经的人物，很可能就是某个通晓佉卢文的河西或中原僧人。而据伊斯拉斐尔·玉素甫介绍，新疆吐鲁番安乐城出土的汉文《金光明经》残卷中有生肖纪年，其时代稍晚，大体在公元430年前后，[46]亦可证明内地僧人曾在十二生肖西传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从西北汉简来看，早在两汉时期，各种版本的日书就在河西走廊的居延、敦煌、武威等地军民中间广为流传。而这一时期及稍晚，汉晋政府也曾在楼兰地区大兴屯田，日书“建除”篇也有可能经由戍边吏卒流入西域，经当地笃信佛教的僧侣或士人加以改造后，转写为佉卢文版的《十二属星占文》。

和多种日书“占盗”篇一样，《十二属星占文》中的十二禽也仅用于纪日，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十二生肖。但无论如何，不晚于四世纪中期，来自内地的十二禽知识已在西域楼兰一带传播，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应是不争的事实。而同一时期有关西域的传世文献及考古材料中，尚未发现来自古巴比伦或印度“十二生肖”的任何证据。因此，我们倾向于西域十二禽来自汉地而非域外。[47]

唐代道世曾说汉地十二生肖源自佛经，清人赵翼又称起于匈奴。近世，法儒沙畹折中旧说，推测道：在公元一世纪之前十二生肖已在西域广泛流行，其真正发明者是突厥人（沙氏所谓“突厥”实指匈奴——笔者注）。东汉末年支娄迦谶（后世一般简称作“支谶”）在翻译《大集经》时引入其中，遂为汉人所熟知。[48]今人马英昌持有相近的看法，他主张十二生肖源自印度佛经。并说，大体在阿育王时期十二神兽传入中亚，演化为匈奴十二兽纪年习俗。秦汉之际，汉匈往来频繁，遂传入中国。

沙畹之说大抵以为匈奴人游牧为生，对各种动物甚为熟悉，具有创造十二生肖的有利条件。而后世突厥、蒙古等草原民族皆以十二生肖为官方纪年形式，似可上溯至匈奴。但翻检两汉史籍，其中并无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使用生肖纪年的文字记载，同期考古材料中也未见其他有说服力的证据。赵翼所据者，乃《新唐书·回鹘传》及《宋史•吐蕃传》中的材料。[49]沙畹所引中外史料颇为宏富，但其中涉及北方草原民族使用十二生肖的事例却以《北史》所载阎姬数说宇文护兄弟三人属相为最早，其次则为出土于蒙古国中部的“鄂尔浑碑”突厥语铭文，是唐玄宗时期的遗物。皆去汉世甚远，恐不足为凭。因此对于两汉匈奴曾有十二生肖的说法，我们应持有审慎的态度。马英昌主张十二生肖源自印度佛经，但他并未举出相关证据，实际上是一种猜测。沙畹曾说：“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本印度书籍提到过十二生肖，这个国家好像对它一无所知。”[50]当可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沙畹所谓东汉末年另有《大集经》汉译本者，出自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这是他坚持十二生肖来自匈奴说的文献依据。今按：支谶，本月氏僧人，东汉桓帝时来华，在洛阳从事译经活动，后不知所终。东晋僧人道安著述《综理众经目录》时，确定为支谶所译者有《般若道行经》等三部，另指《阿阇世王经》等九部（其中并无《大集经》）疑似为支谶所译。南朝僧人僧祐《出三藏记集》对此兼收并蓄，皆谓支谶所译。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又依各杂录加了《大集经》等八种，后人多指为附会。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支娄迦谶之译经》、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东汉三国译经目录》皆从僧祐之说，而对费氏之说不予采信，是其证。传世本《大方等大集经》前26卷下皆题作“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于姑臧译”或“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是前引十二神兽教化民众之内容由昙无谶所译，当无可怀疑。

那么，隋唐之际的突厥人所用十二生肖纪年法从何而来？另一法国学者路易•巴赞主张“古突厥人肯定是从六世纪下半叶起，从中国中原借鉴了这种纪年。”[51]其说大致可从。但我们认为，突厥人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并不是通过隋文帝开皇六年（586年）“班历于突厥”直接从中原引进，[52]而是经由鲜卑等其他民族作为中介辗转传入的。

前文已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后鲜卑族应已接受中原十二生肖。其后西魏、北周皆与突厥和亲，前者帮助突厥消灭柔然残余势力，后者又借助突厥势力征讨北齐。突厥也曾多次遣使朝贡，北周“岁给缯絮锦䌽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53]双方往来频繁，关系密切。此时，鲜卑族普遍使用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可能对突厥人产生较大影响。出自蒙古国后杭爱省（突厥故地）的“布古特碑”记有“兔年”，据学界考证，应是公元571年，并无异议。此后不久，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突厥可汗沙钵略遣使致书曰：“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54]其中没有采用汉地通用纪年“甲辰”，而代之以单字“辰”，应是突厥口语“龙年”的书面化的表达。由此可见，至迟在北周晚期，突厥人已使用十二生肖纪年。至于《周书》所谓突厥人“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的说法，[55]可能是由于彼时突厥人采用此种纪年法不久，故不为汉地人所知。

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布古特碑”是用粟特文写成的。联系到汉唐间大量粟特商人曾经活跃于丝绸之路，与中原文化交流颇多的史实，我们推测，粟特人也应在十二生肖传入西域及北方草原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但限于材料，目前还难知其详。

注释：

[1]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30《主持篇·罗汉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3册，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83年版，第511页。

[2] [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34《十二相属起于后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9页。

[3] [法]沙畹著，邢克超等译《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1页。

[4]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5] 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于豪亮：《秦简〈日书〉纪时纪月诸问题》，《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2页；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见饶宗颐、曾宪通著《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7页。

[6] 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马英昌：《中国十二生肖起源探微》，《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孔庆典：《十世纪前中国纪历文化源流——以简帛为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8页。

[7] 自19世纪以来，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埃及的黄道十二宫是古代两河流域和希腊影响的产物。说见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颜海英：《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

[8] 此图采自颜海英《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东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

[9]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页。

[10]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11]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7页。

[12]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夏氏所据为《英国百科全书》1964年修订版，第960页。

[13] 郭沫若主张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与巴比伦及中亚已有文化交流，就是受到安特生的影响。见前引郭书第327-328页。

[14] 郭沫若后来（1952年）也说：“《释干支》篇所谈到的十二支起源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谜。我把它解释为起源自巴比仑的十二宫，在今天虽然还是没有更好的直接物证，但也没有更坚实的反证……希望在地下发掘有系统地广泛开展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证明。”见前引郭书第2页。

[15]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16] 此表采自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17] 于豪亮：《秦简〈日书〉纪时纪月诸问题》，《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2页。下同不注。

[18] 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饶宗颐、曾宪通著《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8页。

[19] [隋]萧吉：《五行大义》卷5《论三十六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323-324页。

[20] 迟至今日，有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十二生肖仍与汉族存在较大差异。如毛道黎族以“虫”代“虎”，以“猫”代“兔”，以“鱼”代“蛇”，以“肉”代“马”，以“人”代“羊”；西双版纳傣族改“猪”为“象”，改“龙”为“蛟”或“大蛇”，改“羊”为“蚁”。哀牢山彝族十二生肖顺序则为：虎、兔、穿山甲、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除排序不同外，又改“龙”为“穿山甲”。详见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21]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22] 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3页；董家遵：《古姓与生肖同为图腾考》，《社会科学》1946年第1期；麻根生：《十二神兽文化探源》，《民俗论坛》1993年第3期；张秉伦：《十二生肖与动物崇拜》，《大自然》1984年第1期；陈冠英、张维萍等：《十二生肖与伏羲图腾》，《民俗研究》2002年第2期。

[23] 王贵元：《十二生肖来源新考》，《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

[24] 这一点，容易从孔家坡汉简日书中写在367号简上端的自有篇题“盗日”看出。

[25] 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

[26] 转引自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见氏著《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9页。

[27] 罗炽主编《太平经注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2页。

[28] 姜守诚：《汉晋时期“十二辰配禽”说的方术化》，《四川文物》2015年第2期。

[29]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56《杂文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7页。

[3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临淄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类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883年10期。

[31] [北凉]昙无谶等译《大方等大集经》卷23《虚空目分·净目品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3册，新文丰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83年版，第167页。

[32]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33] 王仲尧：《智觊<摩诃止观>之三十六兽说考论》，《佛学研究》（年刊）2004年。

[34]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35] [南朝]释慧皎著，汤用彤注《高僧传》卷1，中华书局1992版，第4页。

[36] [南朝]释慧皎著，汤用彤注《高僧传》卷1，中华书局1992版，第15页。

[37] [南朝]释慧皎著，汤用彤注《高僧传》卷3，中华书局1992版，第138页。

[38] 《魏书》卷99《沮渠蒙逊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08页。

[39] 李树辉：《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其流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40] 林梅村：《犍陀罗语文学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国艺术研究院编《中国文化》第17、18期。

[41] 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

[42] 刘文琐：《沙海古卷释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9页。

[43] 如放马滩秦简《建除》篇“建日，良日殹”与《十二属星占文》“鼠日，这天可做任何事，万事如意”相近，《建除》篇“开日，逃亡，不得”与《十二属星占文》“兔日，若逃亡，必能成功，难以寻觅”相近。

[44] 刘文琐：《沙海古卷释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6页。

[45] [南朝]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卷13《竺法护传》，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18页。

[46] 伊斯拉斐尔·玉苏普、安尼瓦尔·哈斯木：《维吾尔十二生肖源流考》，《民族语文》2009年第3期。

[47] 据林梅村介绍：年代约在4至5世纪的疏勒文书中“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并和内地的干支纪年相对应。”年代约在5至11世纪的于阗文书中“不仅用十二生肖纪年，还模仿汉文文书用生肖纪时……其生肖纪年与内地的干支纪年是对应的。”年代约在公元5至8世纪的龟兹文书中也有十二生肖。（林梅村：《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以上情况表明，大体在5世纪前后，西域各地已普遍采用汉地十二生肖纪年。因没有看到第一手资料，这里不作进一步分析。

[48] [法]沙畹著，邢克超等译《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1页。

[49] 《新唐书》卷217《回鹘列传下》云：“谓岁首为茂师哀，以三哀为一时，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宋史》卷492《吐蕃列传》云：仁宗遣刘涣使唃厮啰，其首领厮罗延使者劳问，“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

[50] [法]沙畹著，邢克超等译《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1页。

[51] [法]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9页。

[52] 《隋书》卷1《高祖纪上》，中华书局，第23页。

[53] 《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0页。

[54] 《隋书》卷84《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68页。

[55] 《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1页。

原载于孙占宇、鲁家亮著《放马滩秦简及岳麓秦简<梦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感谢孙占宇先生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

编辑：刘艺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