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章义
尹章义(1944年5月4日—),生于中华民国湖北省武昌市,台湾历史学家,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退休,后转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退休。学术生涯早年专攻明朝历史及中国史学史,后投入台湾史研究闻名学界,晚年投入医学及科学史研究。
尹章义 YIN Chang-Y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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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 男 |
出生 | ![]() | 1944年5月4日
国籍 | ![]() |
教育程度 | |
职业 | 台湾历史学家 |
生平
编辑尹章义出生湖北武昌,父为湖北汉人,母为满洲旗人贵族(赫哲族)。父母结婚后,尹父任职政府部门,后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一家居住于台中市水湳机场附近中华民国空军眷村。兄弟姐妹一共六人,尹章义排行老大。[3]
尹母管教甚严,自小体罚毒打子女;或因此之故,尹章义就读初中、高中时混迹帮派,绰号“小老板”。直到高三那年,读到曹丕《典论.论文》所云“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体悟到这是黑社会老大无法做到的,兼以昔日弟兄相劝,遂立志向学,终考取辅仁大学历史学系。[4]
高中毕业那年,在台中市中华路旁的旧书摊购得日本学者中西牛郎于1914年出版的《同化论》,引发他对台湾史的兴趣。但就读大学及研究所后,因课程结构及当时的台湾史研究尚未上轨道之故,而改以“明代的马政”为题撰写硕士论文。硕士毕业后,任教各大学时,本欲继承业师包遵彭(已故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著有《中国海军史》)之遗志研究中国海权史,副教授升等论文也以“汤和与明初东南海防”为题,并涉猎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史,但因“事多扞格”而放弃。1976年起,专心于中国史学史研究。1980年春,受时任新庄镇镇长郑余镇力邀,撰写《新庄志》,遂正式开始进入台湾史的研究。[5]
学术评价
编辑家族史
编辑- 《台北县志》总编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组组长盛清沂:“环睹近来台湾史的研究,已开始有新的突破。不止在旧书堆中研究而已经深入民间来找寻第一手的直接史料。这股风气由本会同仁王世庆兄搜集民间资料开其端,由辅仁大学尹章义教授开展了这种研究风气。此后,有些青年学者,不甘后人,踵事增华,深入农村调查,情愿自掏腰包,寻找第一手史料,换取真实的学术……有赴汤蹈火、万苦不辞的勇气。”[6]
-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特聘讲座王世庆:“此后引起学界留意民间古文书的搜集与利用研究。如辅仁大学尹章义教授,搜集张广福文书,发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垦户陈赖章合约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吴学明先生,搜集发现大批金广福文书;台湾大学历史系黄富三教授,搜集大批雾峰林家文书;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许雪姬教授,搜集龙井林家文书等等,都对清代台湾拓垦史、家族史的研究有创新的佳作。”[7]
-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玉茹、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毓中:“尹章义《张士箱家族移民发展史——清初闽南士族移民台湾之一个案研究》(张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员会,1983),是第一本以古文书研究台湾家族史的专书,不但解开不少台北拓垦史的谜题,此后更开台湾家族史研究之风气。该书共七章,以移民背景、张氏家族的举业仕途与社会地位、拓垦事业、台湾与大陆两地张家族人之往来,以及在近代社会的调适为论述主干。尹书之后,个别家族的研究顿成为重点。”[8]
-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前所长黄富三:“仕绅家族往往操控地方发展之走向,多了解家族发展史,即可掌握历史之钥,……。目前家族史研究已经累积相当多的成果,除笔者外,许雪姬、尹章义等人均有重要作品”。[9]
- 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李朝凯、吴升元、吴忆雯:“真正首次以古文书进行家族史专著的是尹章义,尹氏撰写新庄镇志时,在田野调查中获得不少古文书,其后在1983年撰成《张士箱家族移民发展史》,不仅利用古文书纠正如陈赖章实为垦号等等拓垦史问题;更利用贌垦合约等契字探讨士族对于台湾拓垦开发的贡献。”[10]
- 国立中央大学客文化研究所前所长、历史研究所教授吴学明:“尹章义教授受新庄市公所委托编辑新庄志,其助理赖丽卿发现了相当著名的“张广福文件”总计两百件左右,其中包括一份今存最古老的开垦合同——康熙48年陈赖章合股开垦台北平原的垦照,此外尹教授自己收藏的族谱与老字据也不少。尹教授用这些资料为基本史料所做的研究,有相当杰出的表现,是本人发掘‘姜家史料’之前台湾史学界的盛事。”[11]
-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所长许雪姬:“台湾家族史的研究,最早的应该是张士箱家族。早期尹章义教授帮他们家族编写族谱及家族的历史,所以完成的时间相当的早。……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也把尹教授当时候那本书重新出版。所以严格来讲,张士箱家族可能是第一本用史学方法以家族的契约书来做的研究。”[12]
地方志
编辑- 中国目录学、台湾文献专家高志彬、林丽华:“‘新庄志’已出版之三卷,其章目甚详,足以显示各卷之内容,兹不赘述。……‘新庄志’之纂修,无论就主修、主纂、体例、内容、资料言,皆具特色,开台湾乡土志书纂修之新面目,兹分述于次:……就主纂言:本志系由辅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尹章义撰述。尹氏虽非新庄人,且原非治台湾史(本治明史与中国史学史),然因久居新庄,应聘修志后,尽弃原治主题,倾其全力改攻台湾史,以其所受学院之严谨治史训练,动用助理全面从事田野调查,遍采公私收藏之文献,一扫仅以旧有资料‘闭门造车’纂组之修志陋习,于旧有文献既能广搜博采,几无遗漏;于民间秘藏之资料,亦能觅得重见天日。尹氏能有此收获,固系主修者之全力支持有以致之,然设非主纂者具有大魄力与手腕,亦不能得。按台湾乡土志之纂修,由具学院训练者主其事,以刘枝万私修之‘台湾埔里乡土志稿’开其端,尹氏主纂之‘新庄志’继之,先后辉映,要属台湾乡土志书之双璧。其后如庄英章、吴文星纂修之‘头城镇志’,洪敏麟总纂之‘草屯镇志’,亦各有千秋。尹氏承先启后,又高声疾呼力倡以治史之方法以修志,已为台湾乡镇志书之纂修开一新径、立一典范矣。就体例内容言:主纂尹章义系以历史发展纂述新庄史事,观其志之副题即可知矣。以政治发展言,首述平埔人,清领时期分巡检、县丞二时代,日治时期分初期与后期,战后时期分新庄镇、新庄市二时期,皆按建置分期,各期中又突显其特征。主纂者系采史学方法以修志;其志之体裁,则采学术论述之方式,除铺陈史料之原文外,又据之以论述,间有考证。如述拓垦,一洗旧说,既以文书原件制版,又录其原文,更逐一订正旧有之陈说:如述政治发展,则强调巡检与县丞之职权与功能,此为一般志书所不述,系属学术论著之范畴,要言之,本志无异学术论著。就资料言:本志所引用参考之资料,除‘张广福文件’、‘永泰淡水租业契总’两大宗原始资料外,于现有可见之旧有志书、旧籍、论著、史料……几皆搜罗殆尽;余如田野采集之碑碣、民间所藏之族谱、新庄镇市公所及各机关之报告、报纸……亦几尽所能得者,广予采据。综观台湾乡镇志书之引据资料,要以此志所采者为最富。”[13]
- 稽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林富士之笔名):“泰山志:《新店市志》之外,尹章义又接手《泰山志》(泰山乡公所,1994)的修撰工作。本书包含:自然环境;泰山地区的开发;泰山的政治发展;泰山的社会经济发展;泰山的教育发展;泰山的宗教;家族与人物等七篇。全书由尹章义总纂,带领一个‘撰写小组’(阎万清主撰、陈宗仁协撰)集体写作。尹氏虽仍强调这只是他‘方志个性化’理论的实践之一,但相较于‘新庄志’和《新店市志》,这本《泰山志》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作品,其叙述涵盖了自然、聚落、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宗教、人物各方面,既含容了传统方志的‘全面性’,在体例上又符现代史学论著的精神,是新旧结合的好作品。虽有泰山一地的特色(如书院),但大体仍可做为未来其他方志编修时的基本架构。”[14]
- 文史工作者庄华堂:“一人修志状况下,个人的历史视野、基本文史素养以及积年累月所下的长久功夫,是修志成功的重要条件,以近年而言,辅大历史系的尹章义先生撰修的〈新庄镇志〉、〈新店市志〉就是其中明例。撇开令人不敢恭维的大中国意识不谈,做为一个历史学者,尹先生的史学素养以及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态度,令人赞佩,他在八十三年完成的〈新店市志〉,除了卷首的疆域山川篇之外,其它章节几乎是独立完成,最令人称羡的是,他以一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找到了新店地区三十多张地契古文书,详尽描绘几个古老庄头的土地开拓史与族群关系,特别是他以第一手资料,证明早年屈尺、直潭地区的开发是采用嘉庆初年吴沙开发兰阳平原的‘结首制’更令人击节叫好。由这点来反观笔者去年参与的〈白河镇志〉……在主事者识力不足的情况下,因地方史例、旧照收集不够,缺乏古文书第一手资料,加上不肯多做田调工作(公所及总编责怪本人,以外人身份为何要做这么多田调)使本志查证不足,缺乏地方总体开拓史,而主事者聊以几个章节,在传述店仔口地名的缘起与传闻而沾沾自喜,这点与尹先生的治史态度,实在不能同日而语。”[15]
-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玉茹:“‘方志个性化’主张的酝酿。1981年尹章义编纂《新庄志》时即主张方志体例的创新与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不但动用众多助理进行一手史料的搜集,运用现代学术理论与写作方法,而且也采取个性化的新体例,不再遵循过去修志的固有体例。在原先的构想中,《新庄志》分成新庄平原拓垦史、新庄政治发展史、新庄社会经济发展史、新庄文化史以及新庄史事年表等五部分,完全打破过去修志的格式。这种根据地方特色而立体例的个性化主张,透过尹氏续编的几部乡志而继续发扬。……资料采集的再度被重视,特别是利用古文书、族谱来重建拓垦史、聚落的发展、人物志以及讲求田野调查工作。例如上述的《新庄志》搜集了历代的档案、公报、奏疏、地图、笔记、地契、方志、碑碣……重建了新庄市的发展史,而尹章义利用古文书对于台北平原拓垦史的厘清,更在台湾史研究上掀起了风潮。”[16]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教授陈国川:“《新店市志》〈彊域沿革和地理景观〉则一如篇名,疆域沿革和地理景观的篇幅约各占一半。在地理景观方面,文中摒除质、地形、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逐项叙写的传统手法,而以南势溪和北势溪为主轴,讨论新店市自然环境的地域差异,并兼论当地居民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战后台湾志地理篇中,深具创新性的写作方式。”[17]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嘉梁:“对于‘十二篇体’或‘六篇体’,各有定见与特点,而尹章义则提出所谓‘方志个性化’的理论,认为方志体例没有通则,要根据客体的特性而设计。这样的立论,实也符合近年来对于乡土意识的回应与乡土教育的需求。”[18]
- 国史馆研究人员曾品沧:“战后方志的编纂形式……(四)于要目中列有‘家族与人物’专志,并于其下进行细目分类,纂述家族与各式人物。这种新的人物篇型式,为尹章义实践其‘方志个性化’理论下,所编撰方志的特色之一,包括《泰山志》、《五股志》,除了为人物立传之外,也为地方上古老的家族立传,其立要目名为〈家族与人物〉,其下分成‘著名的古老家族’、‘拓殖志’、‘乡贤志’、‘政绩志’、‘文教’与‘艺术’等细目。虽然家族的撰述与人物志寓人物于褒贬的用意不尽符合,但对地方社会、人文发展的了解却有莫大的助益。如果就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这样的观点来看,揉合家族历史与人物传记的新式编纂型态,确实有其积极的意义。编纂型式的尝试,战后若干方志的修志者,因对方志的定位有了迥异传统的新看法,其编纂的方志,往往不再株守旧例,转而尝试设计出新的编纂体例,但其目标大多着重于全书的架构上。尹章义的《泰山志》、《五股志》,则将家族历史与人物传记合为一要目,为方志中的人物篇创造了新的编纂型式。”[19]
- 国立台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洪健荣:“至1980年代初期,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尹章义教授编纂的《新庄志》系列志书开启学院历史专业学者修志的范例,而后《泰山志》(1994)、《新店市志》(1994)、《五股志》(1997)、《林口乡志》(2001)、《续修五股乡志》(2010)落实其一贯的“方志个性化”的理论,成为尹章义师生团队所秉持的“因地制宜”的修志风格。”[20]
开拓史
编辑-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玉茹、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毓中:“一九八〇年代初,垦户的出身与资本来源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尹章义〈台北平原拓垦史研究1697~1772〉(《台北文献》直74,1981;氏著,《台湾开发史》,联经,1989),首先透过土地契约文书分析十七、十八世纪北台湾大小垦号的组成与拓垦情形,指出拓垦型态以合伙为主,而且拓垦者大多是缙绅阶级。……利用土地契约文书、族谱等史料,而对于台北盆地拓垦史有突破性发现。”[21]
- 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萍(卓克华教授执笔):“民国七十年,尹章义教授因纂修《新庄志》,在新庄地方从事田野调查采集工作时,由张福禄先生提供一张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上淡水:大佳腊地方、淡水港及北路麻少翁社等三所荒埔的垦契所有人,即戴岐伯、陈宪伯、陈逢春、赖永和、陈天章等五人,所‘同立合约’乙纸,这两张‘古文书’的出现,是汉人在大台北地区移垦时的一项重大发现,更是今天文化局提倡‘台北学’研究的滥觞。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尹教授从这张同立合约字里,对‘垦户陈赖章’的名称,提出‘陈赖章’不是人名,而是‘垦户’的名称,这项发现突破了百年来学界的误解,当时的报纸曾有大篇幅的报导。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明了当年,汉人合作拓垦大台北,是经过有计划、有步骤的艰辛过程。”[22]
- 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李朝凯、吴升元、吴忆雯:“70年代中叶以后受到本土化政策开始实行与乡土意识逐渐兴起,不少方志开始编纂。最值得重视的是,1980年尹章义撰写《新庄志》,主张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动用许多助理搜集史料,其中尹氏利用张广福古文书对于台北平原拓垦史的厘清,在台湾史研究上引起风潮。”[23]“……于区域拓垦的研究脉络而言,最值得注目的学者仍是80年代初期的尹章义,尹氏大量使用契约文书进行拓垦研究撰有〈台北平原拓垦史研究1697~1772〉一文,他借由垦首的垦批、契字及合约字中分析十七、十八世纪北台湾大小垦号的组成与拓垦情形,指出拓垦型态以合伙为主,并且拓垦者大多是缙绅阶级。”[24]
庙宇与族群关系史
编辑-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玉茹、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毓中:“在移民祖籍分布方面,自陈正祥以来,延续日治时期伊能嘉矩的‘先来后到说’,认为漳泉人因先来开垦,所以占居海滨与平原地带,粤人则受限于清初禁潮惠人士来台的禁令晚来台湾,多分布在沿山丘陵地带。一九八五年尹章义首先发难,指出先来后到说之问题。尹氏〈闽粤移民的协和与对立——客属潮州人开发台北〉(《台北文献》直74,1985;氏著,《台湾开发史》,联经,1989),以新庄三山国王庙为例,认为闽粤移民的分布并非如伊能嘉矩所言,源于先来后到而有平原与丘陵之别,事实上移民早期共垦共处,后来因为人口渐多、垦地辟尽导致分类械斗,而产生各祖籍民的搬移整合现象。”[25]
- 国立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社会文化研究所硕士生杜立伟:“目前台湾学界,在讨论台湾开发史与地方庙宇之间的关系,往往围绕着族群关系来论述,也就是说汉人开发台湾的过程牵动了族群问题,族群势力的互动与消长,也影响了地方庙宇的兴衰。尹章义〈闽粤移民的协和与对立〉一文可说是这类论文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尹文探讨闽粤移民在台北、新庄杂处共垦的关系,进而影响新庄三山国王庙的兴衰,其后洪丽完在清水平原探讨清水调元宫与沙鹿保安宫这两座三山国王庙,也从闽客族群的互动消长来看三山国王庙的兴衰,洪氏认为在今闽人居多的清水平原,清水调元宫因为维持三山国王的祭祀,因此香火不盛,有没落的趋势,反观沙鹿保安宫由于改变信仰结构的结果,反而香火鼎盛,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尹文相差无几。”[26]
通事与原汉关系研究
编辑-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玉茹、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毓中:“清初是以汉人担任通事职来管理番社。较早探讨通事角色的是尹章义〈台湾北部拓垦初期‘通事’所扮演之角色及其功能〉(《台北文献》直59/60,1982;氏著,《台湾开发史》,联经,1989)。该文是研究通事制度之力作,不但首先阐明通事制度的演变以及通事在汉番土地转移中的角色,而且指出北台湾地区的几个大垦首都是汉通事出身。”[27]
- 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李朝凯、吴升元、吴忆雯:“早期平埔研究受到汉��开发史的影响,因此以汉番互动为研究焦点。1981年陈炎正首先发表〈岸里社史话〉,其后陈氏的《台中县岸里社开发史》可以视为岸里社研究的奠基之作。尹章义则是运用契约文书,探究拓垦初期在大肚溪以北一带汉人通事的角色与职务上的演变,及其于官府、汉人以及番社三者间的关系,上述两位是80年代早期透过古文书论及汉番互动的学者。”[28]
客家史研究
编辑-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戴宝村、国立台湾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温振华:“台湾客家史研究概况,辅仁大学尹章义教授在〈台湾客家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客家》86-89期,1997)一文中有详细的讨论,不一一赘引,倒是台北地区的客家史相关论著甚少,尹氏从事台北地区拓垦史的研究而注意到客家人在拓垦史上的地位,遂有系列连带兼叙及北台客家史的论著,如〈台北平原拓垦史研究〉(《台北文献》53/54期合刊,1981)、〈台湾北部拓垦初期通是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台北文献》59期,1982)〈闽粤移民的协和与对立-以客属潮州人开发台北及新庄三山国王庙为中心所作的研究〉《台北文献》74期,1985),均收于《台湾发史研究》(联经出版公司,1989)一书中;另有一篇〈台湾移民开发史上与客家人相关的几个问题〉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集》(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此外在他主导的《新庄志》、《新店市志》、《泰山乡志》、《五股乡志》等地方志书中,均特别注意到客家人活动的历史记录,揭举诸多长期为人忽略的史实。”[29]
-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玉茹、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毓中:“一九八〇年代中叶,尹章义与石万寿两人加入客家研究行列。尹章义有:〈闽粤移民的协和与对立-以客属潮州人开发台北及新庄三山国王庙为中心所作的研究〉(《台北文献》74,1985)、〈台湾移民开发史上与客家人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4,中研院社科所,1991)等文”;“尹章义〈台湾移民开发史上与客家人相关的几个问题〉(王晓波《台湾史研究会论文集》3,编者印行,1991;《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4,中研院社科所,1991),首先针对过去有关荷郑时代以来与客家有关的问题进行纠谬工作。”[30]
地方行政与科举制度研究
编辑-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玉茹、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助理教授李毓中:“一九八〇年代以降,有关巡检和县丞设置及其驻扎变迁成为地方官制研究的焦点。尹章义〈新庄巡检之设置及其职权功能〉(上、下)(《食货》11:8、9,1981;氏著,《台湾开发史》,联经,1989)、〈新庄县丞未曾移驻艋舺考〉(《台北文献》直66,1983),最先考证新庄巡检的职能和移驻问题。”[31]“清代在台是否筑城一直是清初治台与防务相当重要的议题,尹章义〈台北设府筑城考〉(《台北文献》直66,1983),修正日治至战后以来有关台北筑城时间的谬误。”[32]“尹章义〈台湾、福建、京师-‘科举社群’对于台湾开发以及台湾与大陆关系之影响〉(《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上),中研院近史所,1986;氏著,《台湾开发史》,联经,1989),跳脱过去科举制度沿革史的方式,指出科举制度促使台湾土著化、儒汉化以及中土化,强化了中央与边陲台湾之间的关系。”[33]
史料的发掘与运用
编辑- 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李朝凯、吴升元、吴忆雯:“1985年尹章义就史料比较的视野探析,阐明老字据相较与官方的档案、奏疏或方志等史料,显然是信度、效度都高得多的直接而原始的史料;同时也能提供官书、档案,方志等次级史料所无法显示的讯息;较为特殊的是尹氏也就古文书本身的特性说明其价值,认为能够显示立契年代、地区相关的自然与人文景观。1987年唐羽认为契券为第一手的移民生活史料,可用于私人修谱或风俗、姓氏、宗族生活诸议题之研究资料,也是从应用的角度探讨其价值;詹素娟与尹章义的看法类似,认为相较官方志书及私人著述,古文书没有价值判断与主观选择的问题。”[34]
- 国史馆研究人员曾品沧:“战后所修的方志,除疆域、地理、人口、工业、商业、建筑、交通、学校等要目,有档案或调查报告可供参考外,人物与艺文等项,因地方行政机关已不再保留完整且集中的资料,再加上人力不足,修志者往往苦于史料难征,不得不参考前志,或迳引日治或战后各种人物辞典,如《台湾列绅传》、《台湾人士鉴》、《台湾近代名人志》等。这种取材自前志或人物辞典的作法,若能详加考证,再转以实地访查,亦无不可,然而部分战后方志的人物篇,却是充斥抄缀的引文。这种直接取材自前志或人物辞典,而未加考证的作法,使得若干方志的人物篇产生以下若干现象:史料错误或编纂者抄错,而导致人物篇内容不正确,甚至有一错再错的情形。以《台北县志》为例,其〈人物志〉林成祖传,因直接引自连横《台湾通史》,故有林成祖在林爽文之役时,受株连被逮入京的错误记载,这项错误在尹章义《新庄志-卷首》中,已加以考证澄清,盛清沂后来编纂的《板桥市志》(1988年版)亦加以更正,讵料一九九八年编纂的《中和市志》(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编),仍直接引用《台北县志》原文,再次载入林成祖被逮入京的记载。”[35]“《新庄志》、《新店市志》为尹章义所著,尹章义向来坚持‘因地制宜’:‘针对地方特色、时代需要和史料的状况来决定修志的方向’,然其并未深入说明何等情况下有无收录人物篇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其《新庄志》虽末列人物篇,惟其在《新庄志-卷首》第四、五章〈新庄(台北)平原的拓垦〉(一)、(二)中,对于拓垦台北地区之诸拓垦者、垦号的身份、背景和活动,进行许多考证和厘清,纠正了《台湾通史》等书之错谬,较之其他志书人物志的传抄缀集,可谓远远过之。《台北县志》〈人物志〉,其“开辟”部分的郑长、王锡棋等传,尚有若干错误,尹章义曾加以考证(请参见尹章义编,《新庄志-卷首》,台北,新庄市公所,1981,页9-14、48)《新庄志》原来也有人物志的编纂计划,惟未出版。”[36]
台湾北部研究
编辑- 国立台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洪健荣:“尹章义教授于1981年3月《台北文献》直字第53、54合期发表〈台北平原拓垦史研究(1697-1772)〉一文,为目前清代北台汉人拓垦史研究的代表作。在此之后,更陆续于《台北文献》直字发表〈新庄县丞未曾移驻艋舺考〉(第57、58期,1982)、〈台湾北部拓垦初期“通事”所扮演之角色及其功能〉(第59、60期,1982)、〈台北筑城考〉(第66期,1983)、〈台北市二十方古迹碑文之商榷:兼论台湾古迹史实研究之危机〉(第67期,1984)、〈台湾地名个案研究之一:台北〉(第72期,1985)、〈闽粤移民的协和与对立:以客属潮州人开发台北以及新庄三山国王庙的兴衰史为中心所作的研究〉(第74期,1985)、〈台北的历史飞跃与台北人的精神特质〉(第154期,2005)、〈从原住民的猎场到台北、新北两大直辖市——台北开发三百年史纲〉(第170期,2009)、〈天地会在林爽文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台北土城大墓公的起源为中心所作的探索〉(第174期,2010)、〈台北成渊中学百年史与张福禄〉(第177期,2011)、〈从天地会“贼首”到“义首”到开兰“垦首”──吴沙的出身以及“聚众夺地、违例开边”的借口〉(第181期,2012)、〈吴沙出身研究之补遗与订正──以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讯息传播理论为基础所做的反省〉(第186期,2013),另有〈新庄巡检之设置及其职权与功能——清代分守巡检之一个案研究〉(《食货月刊》11卷8-9期,1981)、〈台北盆地的开发〉(《汉声杂志》第20期,1989)、〈台湾族群关系与地方开发比较研究法——以台北及高屏地区为例〉(《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2期,1999)、〈台北设府筑城一百二十年祭〉(《历史月刊》第195期,2004)等专论,以及《张士箱家族移民发展史》(1983)、《台湾鉴湖张氏族谱》(1985),在近二十年来大台北地区地方学的研究领域居功厥伟。”[20]
- 国立台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洪健荣、淡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呈蓉:“长期以来,《台北文献》成为许多台北学研究者或是台湾史学者崭露头角、扬名立万的学术发表园地,曾刊载不少大台北地方学研究中极具分量的作品。……1980年代初期,直字第53、54合期(1981年3月)中的尹章义〈台北平原拓垦史研究(1697-1772)〉,共190页,独占该期学术论文的版面,为目前清代北台汉人拓垦史研究的代表作”;“在此之后,尹章义教授陆续于《台北文献》直字发表〈新庄县丞未曾移驻艋舺考〉(第57、58期,1982)、〈台湾北部拓垦初期“通事”所扮演之角色及其功能〉(第59、60期,1982)、〈台北筑城考〉(第66期,1983)、〈台北市二十方古迹碑文之商榷:兼论台湾古迹史实研究之危机〉(第67期,1984)、〈台湾地名个案研究之一:台北〉(第72期,1985)、〈闽粤移民的协和与对立:以客属潮州人开发台北以及新庄三山国王庙的兴衰史为中心所作的研究〉(第74期,1985)、〈台北的历史飞跃与台北人的精神特质〉(第154期,2005)、〈从原住民的猎场到台北、新北两大直辖市——台北开发三百年史纲〉(第170期,2009)、〈天地会在林爽文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台北土城大墓公的起源为中心所作的探索〉(第174期,2010)、〈台北成渊中学百年史与张福禄〉(第177期,2011)、〈从天地会“贼首”到“义首”到开兰“垦首”──吴沙的出身以及“聚众夺地、违例开边”的借口〉(第181期,2012)、〈吴沙出身研究之补遗与订正──以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讯息传播理论为基础所做的反省〉(第186期,2013),另有〈新庄巡检之设置及其职权与功能——清代分守巡检之一个案研究〉(《食货月刊》11卷8-9期,1981)、〈台北盆地的开发〉(《汉声杂志》第20期,1989)、〈台湾族群关系与地方开发比较研究法——以台北及高屏地区为例〉(《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2期,1999)、〈台北设府筑城一百二十年祭〉(《历史月刊》第195期,2004)等专论,《新庄志》、《新店志》、《泰山志》、《五股志》系列志书与《张士箱家族移民发展史》(1983)、《台湾鉴湖张氏族谱》(1985),在近二十年来大台北地区地方学的研究领域居功厥伟。”[37]
《台湾开发史研究》
编辑著作
编辑专书、论文集
编辑- 《明代的马政》,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作者自印,100页,1972.6。
- 《新庄发展史》,台北:新庄市公所,102页,1980.7。
- 《新庄(台北)平原拓垦史》(《新庄志》卷首),台北:新庄市公所,190页,1981.1。
- 《张士箱家族移民发展史——清初闽南士族移民台湾之一个案研究(1702-1983)》,台北:张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员会,184页,1983.7;南投:台湾省文献会,2001.12,再版。
- 《台湾鉴湖张氏族谱》,台北:张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员会,445页,1985.9。
- 《新庄广福宫调查研究》,台北:汉光建筑师事务所,共同作者:汉宝德,页1-20,1985.10。
- 《台湾近代史论》,台北:自立报系出版社,268页,1986.9。
- 《抽浓烟、喝烈酒、大声抗议——台湾历史与台湾前途》,台北:作者自印,自立报系出版社代售,288页,1988.7。
- 《新庄政治发展史》,台北:新庄市公所,共同作者:陈宗仁,562页,1989.3。
- 《台湾开发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583页,1989.12。
- 《大陆地区古迹现况与维护整修相关之法令制度研究》,台北:内政部,393页,1993.6。
- 《新店市志》,台北:新店市公所,311页,1994.2。
- 《大陆文化资产(文物)维护之行政体制及相关法令之调查研究》,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528页,1994.7。
- 《泰山志》,台北:泰山乡公所,共同作者:阎万清、洪健荣等,383页,1994.7。
- 《一步一脚印——台中县政纪要(1990-1993)》,台中:台中县政府,共同作者:魏可风合作,1994.7。
- 《中国自然资源丛书(台湾卷)》,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共同作者:陈永山、韩清海合编,492页,1995.6。
- 《鹿港小镇尘封往事》、《八卦山的故事》、《彰化文学图像》、《彰化政治发展史》、《彰化开发史》、《彰化的自然环境与原住民》,彰化:彰化县文化中心,担任六书策划、主编及计划执行人,共同作者:叶大沛、赵莒玲、赖盟骐、施懿琳、阎万清、陈宗仁、程士毅等,1996.6。
- 《台湾历史研究法大纲(稿本)》,台中: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111页,1996.7。
- 《台湾文具史——专访篇》,台北:台湾区教育用品工业同业公会,1996.12。
- 《五股志》,台北:五股乡公所,共同作者:洪健荣、李逸峰等,1192页,1997.11。
- 《台湾发展史》,台北:交通部观光局,共同作者:陈宗仁,192页,2000.2。
- 《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人文社会科学之部,大陆篇》(主编),台北:中华综合发展研究院应用史学研究所,561页,2000.12。
- 《林口乡志》,台北:台北县林口乡公所,共同作者:叶志杰等,724页,2001.12。
- 《后龙镇志》,苗栗:苗栗县后龙镇公所,共同作者:黄明田等,607页,2002.2。
- 《罗东镇志》,宜兰:宜兰县罗东镇公所,共同作者:黄明田等,903页,2002.6。
- 《台湾客家史研究》,台北: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330页,2003.12。
- 《文化资产保存之法概论》,台北:文笙书局,共同作者:尹章华、尹章中,240页,2005.3。
- 《文化资产法律实务》,台北:文笙书局,共同作者:尹章华、尹章中,206页,2006.10。
- 《万峦乡志》,屏东:屏东县万峦乡公所。共同作者:叶志杰等,738页,2008.10。
- Patient Unit Safety and Care Quality: Promotion of Self-healing Systems during Hospital Stay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Tzeng, HM, & Yin, CY, 329 pages. 2008.12.
- 《新屋乡志》,桃园:新屋乡公所,共同作者:叶志杰等,800页,2009.1。
- 《文化法制概论》,台北:文笙书局,共同作者:尹章华、尹章中,300页,2010.2。
- 《明史论文提要》,台北:东吴大学,夏德仪先生主编,蒋孝瑀、徐泓、尹章义执行编辑,433页,2010.8。
- 《续修五股乡志》,台北:五股乡公所,共同作者:洪健荣、叶志杰等,512页,2010.12。
- 《左镇乡志》,台南:左镇乡公所,共同作者:叶志杰等,942页,2012.6。
- 《太麻里乡乡志》,台东:太麻里乡公所,共同作者:叶志杰等,964页,2013.6。
- 《观音乡志》,桃园:观音乡公所,共同作者:叶志杰等,788页,2014.11。
- 《长滨乡志》,台东:长滨乡公所,共同作者:叶志杰等,676页,2015.12。
- 《尹章义台湾史研究名家论集(二编)》,台北:兰台出版社,卓克华主编,482页,2018.6。
- 《台湾客家与六堆史研究》,台北:兰台出版社,416页,2021.5。
- 《尹章义台湾史名家研究论集(三编)》,台北:兰台出版社,卓克华主编,383页,2021.6。
- 《张福禄的世界——平凡人的非凡人生:入祀福建晋江祖祠的台湾人》,新北:财团法人张方大慈善事业基金会、福禄纪念资料馆,310页,2022.6。
学术性文章
编辑- 〈汉与匈奴初期和亲关系之递变〉,《史苑》,7期,1996.5,页19-21,辅仁大学史学系,台北。
- 〈明代的马政与国运〉,《中华文化复兴月刊》,7卷9期,1974.9,页49-57,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台北。
- 〈评介钱公博著《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华文化复兴月刊》,8卷2期,1975.2,页64-67,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台北。
- 〈汤和与明初东南海防〉,《国立编译馆刊》,6卷1期,1977.6,页93-134,国立编译馆,台北。又收于《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页145-222,1984.7,大立出版社,台北。
- 〈班固之生卒年〉,《食货月刊》,9卷12期,1980.3,页10-16,食货月刊社,台北。
- 〈台北平原拓垦史研究(一六九七~一七七二)〉,《台北文献》,53、54期合刊,1981.4,页1-190,台北市文献会,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
- 〈新庄巡检之设置及其职权与功能——清代分守巡检之一个案研究〉,(上、下),《食货月刊》,11卷8期,1981.11,页5-24;11卷9期,1981.12,页1-16,食货月刊社,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
- 〈新庄县丞未曾移驻艋舺考〉,《台北文献》,57、58期合刊,1982.3,页221-240,台北市文献会,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
- 〈台湾北部拓垦初期“通事”所扮演之角色及其功能〉,《台北文献》,59、60 期合刊,1982.6,页97-251,台北市文献会,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
- 〈族谱在台湾拓展史研究上的运用及价值〉,《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馆讯》,第6期,1983.9,页7-8,联经出版公司,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
- 〈台北设府筑城考〉,《台北文献》,66期,1983.12,页1-21,台北市文献会,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
- 〈台北市二十方古迹碑文之商榷——兼论臺湾古迹史实研究之危机〉,《台北文献》,67期,1984.4,页1-21,台北市文献会,台北。
- 〈方志体例的创新与新史料的运用——以新庄志为例〉,《汉学通讯》,3卷3期,1984.7,页147-149,国立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
- 〈族谱群效用(genealogy group utility)与族谱之史料价值〉,《第一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纪录》,页178-184,1984.9,联经出版公司,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
- 〈林少猫抗日殉国事迹考实〉,《台北文献》,69期,1984.9,页93-129,台北市文献会,台北。收录于《抽浓烟、喝烈酒、大声抗议——台湾历史与台湾前途》。
- 〈台湾地名个案研究之一——台北〉,《台北文献》,72期,1985.6,页113-128,台北市文献会,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
- 〈老字据与台湾开发史的研究〉,国学文献馆主办“台湾地区开辟史料学术座谈会”宣读论文。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页441-467。亦收于《台湾地区开辟史料学术论文集》,页77-102,联经出版公司,1996.6,台北。
- 〈“非‘父系血亲继嗣’制度”初探——以族谱学为中心所作之研究〉,“第二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收于《第二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页325-366,1985.12,联经出版公司,台北。
- 〈闽粤移民的协和与对立——以客属潮洲人开发台北以及新庄三山国王庙的兴衰史为中心所作的研究〉,《台北文献》,74期,1985.12,页1-27,台北市文献会,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页349-380。
- 〈清修台湾方志与近卅年所修台湾方志之比较研究〉,“方志学国际研讨会”宣读论文,《汉学研究》,3卷3期,1985.12,页233-265,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页477-526。
- 〈开拓台湾史研究的方法与视野——敬答翁佳音先生对于《张士箱家族移民发展史——清初闽南士族移民台湾之一个案研究(1702-1983)》一书的评论〉,《台湾风物》,36 卷2 期,页87-100,1986.6,台湾风物出版社,台北。
- 〈台湾←→福建←→京师——“科举社群”对于台湾开发史以及台湾与大陆关系之影响〉,“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宣读论文,1986.8,收于《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页153-19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收录于《台湾开发史研究》,页527-583。
- 〈史学以诚信为尚——敬答翁佳音、温振华二先生〉,《台湾风物》,36卷4期,1986.12,页159-162,台湾风物出版社,台北。
- 〈台湾史研究会的缘起与构想〉,《台湾史研究会会讯》,创刊号,1987.4.26,卷首,台湾史研究会,台北。
普及性文章
编辑- 〈蒋公是中国人真正的代表〉,《中华文化复兴月刊》,8卷10期,1975.10,页56-68,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台北。
- 〈华陀〉,《华航杂志》,9卷2期,1975.12,页11,华航杂志社,台北。
- 〈唐三藏〉,《华航杂志》,9卷3期,1976.2,页14,华航杂志社,台北。
- 〈沈括〉,《华航杂志》,10卷1期,1976.4,页16,华航杂志社,台北。
- 〈干将莫邪〉,《华航杂志》,10卷2期,1976.6,页16,华航杂志社,台北。
- 〈鲁班〉,《华航杂志》,11卷1期,1976.8,页18,华航杂志社,台北。
- 〈徐霞客〉,《华航杂志》,11卷2期,1976.10,页18,华航杂志社,台北。
- 〈移植与回馈——台湾与大陆的双向关系〉,《中国时报》清明节特刊专论,1984.4,中国时报社,台北。
- 〈林少猫当然是台湾抗日英雄〉,《中国时报》三版专论,1984.6.3,联合报社,台北。
- 〈从刘永福到林少猫(林少猫在台湾史上的地位)〉,保卫林少猫抗日英名演讲会讲稿,刊于《中华杂志》,22卷7期=总252期,1984.7,页23-25,中华杂志社,台北。
- 〈台湾建省应为光绪十三年〉,《中国时报》二版专论,1984.8.10,中国时报社,台北。
- 〈台湾抗日史的求真与分期问题〉,七七抗战四十七周年纪念会讲稿,刊于《中华杂志》,22卷8期=总253期,1984.8,页22-23,中华杂志社,台��。
- 〈我对于洪、陈政争与林少猫、陈中和忠奸之辨的看法〉,《太阳杂志》,第7期,1984.10,页31-34,太阳杂志社,台北。
- 〈中国的民族奋起运动与台湾的光复〉,《民生报》光复节特刊专论,1984.10.25,民生报社,台北。(《海外学人》148期转载,页7-11;《中国意识与台湾同胞》论文集转载,页1-9,1985.7,自由新闻社,东京)。
- 〈日治下台湾的汉文教育与文学运动〉(以李惠勇名义发表),《中国时报》光复节特刊专论,1984.10.25,中国时报社,台北。
- 〈日据时期台湾的祖国意识〉,《中国时报》光复节特刊专论,1984.10.25,中国时报社,台北。
- 〈台湾建省当然在光绪十三年——以确凿的史实的辨正为建省百年庆〉,《中国时报》二版专论,1984.11.11,中国时报社,台北。
- 〈物换星移何损台大荣耀〉,《自立晚报》自立论坛,1984.11.22,自立晚报社,台北。
- 〈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学〉,《文季双月刊》,2卷4期,1984.12,页9-31,文季出版社,台北。
- 〈讨论台大校史当以史实为基础〉,《自立晚报》自立论坛,1984.12.23,自立晚报社,台北。
- 〈台大创校史与台大精神〉,《台大人》,3卷3期,1985.2,页4-7,台大校友会台中分会,台中。
- 〈台湾的农民运动与杨逵〉,《中华杂志》,23卷5期=总262期,1985.5,页35-38,中华杂志社,台北。
- 〈一个永远真诚的声音——纪念杨逵〉,《空中花园》,第1期,1985.5.22,草原文学社,台北。
- 〈中国现代化的实验室——台湾〉,《中国时报》台湾光复四十年纪念系列专栏之(1),《中国时报》二版,1985.7.7,中国时报社,台北。(《台湾文献》36卷3、4期合刊,台湾光复四十周年纪念特辑,页11-13,转载;《海外学人》,157期,页18-21,转载)。
- 〈高市拆迁古迹显有违失(论不当擅拆左营旧城)〉,《中国时报》三版读者来论,1985.7.31,中国时报社,台北。
- 〈论毁城短长不可有悖史实〉,《民生报》民生论坛,1985.8.16,民生报社,台北。
- 〈法规在前,拆城在后——从几件公文看左营旧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专论,1985.08.22,中国时报社,台北。
- 〈彰耀先人屐痕.建立本土史学——四十年来的台湾史研究〉,自立晚报庆祝台湾光复四十年专辑专论之(1),1985.10.25-26,自立晚报社,台北。收于《台湾.在转捩点上》,页80-99,大吕、洛城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4,台北。
- 〈在学术工程上建立台湾史——历史、态度与方法〉,尹章义、黄富三、许雪姬三教授座谈会纪录,《中国论坛》,22卷2期,1986.4,页10-24,中国论坛社、联经出版公司,台北。
- 〈台湾意识之史的发展〉,《中国论坛》,23卷2期,1986.10,页19-25,中国论坛社、联经出版公司,台北。收于《台湾命运中国结:政治批判》,页?-?,杨青矗编,当代批判文库2,敦理出版社,高雄,1987.7。
- 〈日本侵占台湾的后遗症〉,声讨藤尾正行侵略妄言演讲会讲稿,《中华杂志》,1986.10,24卷281期,页32-33,中华杂志社,台北。
- 〈台湾光复见闻录〉,《自立晚报》,民国75年光复节特刊,1986.10.25-27,自立晚报社,台北。
- 〈认识台湾卅六书——附解题〉,《金石文化月刊》,25、26期合刊,1987.1,页79-81,金石堂图书公司,台北。
- 〈还我河山还我钱——台籍日本兵索赔案深入追索〉,《时报周刊》,472期,1987.3.15,页53-89,时报周刊社,台北。(与李宪州、夏瑞红、李石、王丰等合作)。
- 〈从吴苏案的发展想起——记台湾历史上的两位日本法官(高野孟矩与吉江清景)〉,《中国时报》人间副刊,1987.4.25,中国时报社,台北。
诗、散文
编辑- 〈傅园散记(二)——新诗三首〉,《台大青年》,4期,1968.10.31,页29,台大青年社,台北。
- 〈永怀师谊——纪念包遵彭先生〉,《台湾新生报》,1970.3.29,台湾新生报社,台北。收于《包遵彭先生纪念集》,台北:包遵彭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编辑委员会,1973.2.20,页97-100。
- 〈初学琐忆〉,《史苑》,20期,1973.5.18,页52-53,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台北。
- 〈大男人的资格问题〉,《中央日报》“现代男性新语”专栏,1991.12.9,中央日报社,台北。(此专栏连载若干篇)
- 〈梦爱一生〉,《中国男人》月刊,31期,1992.5,中国男人月刊社,台北。
- 〈牡丹花下〉,《中国男人》月刊,32期,1992.6,中国男人月刊社,台北。
- 〈孟嘉,想你〉,《我们最爱的老姚——姚孟嘉先生纪念集》,1996.3,汉声杂志社,台北。
注释
编辑- ^ 1.0 1.1 1.2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2018-02-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23).
- ^ 2.0 2.1 2.2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2018-02-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2-12).
- ^ 吴行健. 〈尹章義:從受虐兒到史學家,漫漫長路瀟灑一生〉. 《家庭月刊》 (台视文化公司). 1997-12, (255):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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