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
沈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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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史学家 | |||||||||
国家 | 刘宋 南齐 南梁 | ||||||||
字 | 休文 | ||||||||
族裔 | 汉族 | ||||||||
籍贯 | 吴兴郡武康县 | ||||||||
出生 | 441年(南朝宋文帝元嘉18年) 建康 | ||||||||
逝世 | 513年(南朝梁武帝天监12年,71—72岁) 建康 | ||||||||
谥号 | 隐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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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
《宋书》 《四声谱》 《郊居赋》 | |||||||||
中国二十四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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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 书名 | 作者 | ||
姓名 | 时代 | |||
1 | 史记 | 司马迁 | 西汉 | |
2 | 汉书 | 班固 | 东汉 | |
3 | 后汉书 | 范晔 | 刘宋 | |
4 | 三国志 | 陈寿 | 西晋 | |
5 | 晋书 | 房玄龄等 | 唐 | |
6 | 宋书 | 沈约 | 萧梁 | |
7 | 南齐书 | 萧子显 | ||
8 | 梁书 | 姚思廉 | 唐 | |
9 | 陈书 | |||
10 | 魏书 | 魏收 | 北齐 | |
11 | 北齐书 | 李百药 | 唐 | |
12 | 周书 | 令狐德棻等 | ||
13 | 南史 | 李延寿 | ||
14 | 北史 | |||
15 | 隋书 | 魏徵等 | ||
16 | 旧唐书 | 刘昫等 | 后晋 | |
17 | 新唐书 | 欧阳修等 | 北宋 | |
18 | 旧五代史 | 薛居正等 | ||
19 | 新五代史 | 欧阳修 | ||
20 | 宋史 | 脱脱等 | 元 | |
21 | 辽史 | |||
22 | 金史 | |||
23 | 元史 | 宋濂等 | 明 | |
24 | 明史 | 张廷玉等 | 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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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441年—513年),字休文,谥号隐侯,吴兴郡武康县人(今浙江省德清县西[1]:30),南朝时的文学家与史学家,历仕刘宋、南齐、南梁三朝。沈约出身于世家豪族,少年孤贫,刘宋至南齐初年在外郡的幕府中担当参军等职,后随太子萧长懋调回京师,担任太子家令等职,以文才见称,为萧长懋与其弟竟陵王萧子良的门客,与谢朓、萧衍等人合称竟陵八友,为一时文学宗师。其后萧衍举兵抗齐,沈约力劝其问鼎帝位,有功于南梁的建立,先后官拜尚书仆射、尚书令、太子少傅。
沈约善写乐府,诗歌早期雕琢滞重,中年以后转趋简易流畅,声律方面沈约等人阐发四声理论,提出作诗的四声八病说,开创永明体诗歌。史学方面,沈约撰有正史《宋书》,其书内容繁富,缺点是避讳和曲笔太多。政治思想上,沈约主张严格辨别士族与庶族,维护衣冠之族。哲理思想方面,沈约兼受道家老庄及佛学思想影响。吴兴沈氏世奉天师道,沈约不忘道教之余,亦醉心于佛学,尤其着重慈悲和不杀生之说。六朝后期沈约才名甚高,名重士林,其诗作入唐以后则不甚受到重视。
家世
[编辑]沈约祖先沈戎于东汉初年,自九江郡迁移到会稽郡乌程县,其后该地辗转改划为吴兴郡武康县。吴兴沈氏世代为武将,是强而有力的地方豪族,财力丰厚,声势浩大,遇有战事时屡屡组织起乡兵[2]:156-158,但与王、谢等侨姓士族相比,只能算是寒门[注 1][3]:187。沈约高祖父是沈警,曾祖父沈穆夫,祖父沈林子,沈林子曾在征服后秦的战争中立功[2]:157、159;沈约父亲沈璞,母亲谢氏。441年沈约于建康出生时,沈璞是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濬的主簿,深受刘濬信赖,453年沈璞迁官淮阳太守,同年宋文帝被太子刘劭杀害,沈璞受命将沈约等一家老弱送到首都为人质。刘劭三弟、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起兵讨伐刘劭,沈璞直至刘骏来到淮阳才投降,因与刘骏心腹颜竣不和,被以投降太晚为借口而遭处斩[2]:160。
生平
[编辑]刘宋时
[编辑]441年沈约于建康出生, 453年十三岁时,父亲沈璞被刘骏心腹斩杀,沈约为逃避官府的追究而躲藏起来,不久朝廷发出赦免令。沈约自此生活贫困,有时要从族人那里乞讨米粮,为了前途日以继夜勤奋读书[2]:160、162。约460年,沈约以奉朝请一职初入仕[4]:147,其后获得与父亲沈璞熟悉的蔡兴宗招纳为门客,约465年,得蔡兴宗介绍而担当奉敕命撰述《晋书》。467年,沈约出任时任安西将军郢州刺史的蔡兴宗的外兵参军兼记室;472年,蔡兴宗出任征西将军荆州刺史,沈约又任其征西记室参军。472年,蔡兴宗去世,沈约改任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的法曹参军,再次奉职于郢州。当时的同僚有庾杲之和范云。不久,沈约迁官尚书度支郎,从郢州回到首都建康[2]:162-163。
南齐时
[编辑]479年,萧道成灭宋建立南齐,沈约在新王朝被任命为征虏将军雍州刺史萧长懋的记室参军。482年,萧赜继位,萧长懋立为太子,沈约也从襄阳回到京师,被任命为东宫校尉或家令,又任命为直永寿省而校定四部图书。484年,作为太子家令兼任著作郎,沈约这时倾力撰述“起居注”和《宋书》。齐武帝永明(483—493)年间,因太子萧长懋喜好文章,聚集了沈约、虞炎、范岫、周颙、袁廓等文人。487年,萧长懋之弟竟陵王萧子良于鸡笼山开设西邸,聚集文学之士,沈约成为其中的谈客[2]:164,与谢朓、萧琛、范云、任昉、萧衍、陆倕、王融合称竟陵八友,一同作诗唱和,并让名僧来讲佛法,制作梵歌新曲。沈约等人在梵歌的启发下,阐发四声理论,沈约并作有《四声谱》。493年,萧长懋去世,而竟陵王无法嗣位,翌年逝世,沈约一度任吏部郎,不久出任宁朔将军东阳太守而离开国都[2]:165-166[5]:186。496年,沈约晋升为辅国将军、五兵尚书而回到建康[6]:219,再升为闲职国子祭酒。这时沈约有意归隐,498年,一度来到天台桐柏山金庭馆与道士一同生活。499年,沈约回到建康出任左卫将军。500年末,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举兵反抗东昏侯萧宝卷,翌年东昏侯被杀,萧衍夺得大权,沈约受任用为萧衍的骠骑府司马,从此热心游说萧衍篡夺萧齐[2]:169-171。
南梁时
[编辑]502年在萧衍登基之日,沈约预先准备好萧衍接受齐和帝禅让时所需的一切诏诰的草案,以及新王朝的人事名单,协助成就帝业,事后并成功游说萧衍杀害已逊位的齐和帝。沈约在新王朝受任命为尚书仆射,职位仅次于尚书令王亮,但未实际掌握政治大权,也没有得到萧衍的完全信任。南齐永明时期沈约已号称“独步”文坛[2]:172-173,入南梁后更被尊为文学宗师,培养和扶植了不少年轻的作家,例如他曾向梁武帝大力推荐王筠[7]:75、87,一共推举过20多位作家和诗人[8]:289。沈约醉心文学,有多达两万卷的藏书,协助蔡法度撰定《梁律》,并编集吉凶军嘉宾五礼,撰定郊庙乐辞,常在公宴席上与梁武帝和诗。沈约晚年在建康城东郊锺山山麓的东田修盖了邸宅,和文人们一起作诗。507年,沈约晋升尚书令;510年,沈约七十岁,卸下尚书令职务,转为侍中左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2]:174-176,但他对左光禄大夫一职有所不满,通过徐勉的介绍而想得到开府仪同三司之职。在临终的床上,沈约梦见齐和帝站在枕边,要割取他的舌头,而巫师所说的话也与其所梦见一样,于是他请来道士对天上章,忏悔齐梁的禅让革命并不是自己倡议而招致的[2]:177、191-192。513年去世,死后被谥为隐侯[4]:126。
文学
[编辑]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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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约现存诗歌有238首,当中有59首是因公而作的郊庙歌辞等。徐陵编《玉台新咏》,收录沈约诗31首,除梁简文帝、梁武帝以外,居历代作家之冠;《文选》则收录沈约诗歌13首[4]:126-127。沈约现存乐府曲题38首,其中14首是对陆机旧题所作的仿效,如《日出东南隅行》、《长歌行》、《君子行》等。有些乐府诗既继承了陆机,也受颜延之和谢灵运影响。以《君子有所思行》为题,陆机写洛阳,谢灵运写建康,沈约写咸阳,几首诗都以登高遥望都市为主题,主体描写都市的奢华,最后结以劝诫[9]:17-18。田晓菲指出,沈约的拟诗很有可能是早期作品,措辞典雅奥涩,带有刘宋诗歌的浓郁滞重色彩,和萧齐时代诗歌之清丽流畅截然有别。在永明时代,沈约创作用乐府旧题为题材的诗,紧扣曲题,如《芳树》写开花的树[9]:19、22,语言简明清新,很多词语诸如“非一香”、“多异色”、“不可识”、“对之长叹息”,都具有散体的直白顺畅,口吻流利的效果。人到中年的沈约,在永明年间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作品变得简易流畅,不再雕琢滞重[9]:23-24。沈约于南齐时所作的组诗《游锺山诗应西阳王教》五首颇有意趣,第一首诗末先写建康城北边锺山的青翠耸拔[10]:170-172,第二首写从他处远望这座山的景色,第三首则是从这座山眺望出去的景色,第四首描写山上僧人的满足和宁静,第五首��皇子出游作结[10]:174、172。
锺嵘认为沈约学习鲍照诗,继承了鲍照诗的通俗风格[4]:143-144。沈约的乐府诗与古诗往往假托“闺怨”以抒情,如《登高望春》、《携手曲》、《夜夜曲》等。沈约也善写美女的姿态和动作的艳情诗,如《少年新婚为之咏》、《六忆诗》、《拟三妇》等,成为后来流行的宫体诗的先驱[4]:127-128。《少年新婚为之咏》由三个段落构成,第一段描绘了婀娜多姿的“柳氏女”,第二段转写“少年”对女郎所怀的忧伤心情,第三段以少年为说话者,作一番自夸结束。这是仿效《日出东南隅行》古辞的三段结构,却并无古乐府那种朴素的风格,而是着意渲染刺激官能的气氛,点缀著情欲的描写[4]:134-135。竟陵八友聚集于西邸,约在490年前后,其活动之一乃是创作咏物诗。沈约善写咏物诗,其《十咏》中的《领边绣》与《脚下履》两首,都直接取材于女性物品[4]:137。
沈约现存咏物诗有47首,其四句咏物诗多有新题材,如《咏帐》、《咏菰》、《侍宴咏反舌》、《咏杜若》。《咏杜若》:“生在穷绝地,岂与世相亲。不顾逢采颉,本欲芳幽人。”描写香草杜若与世俗隔绝,栖隐而生,气味芬芳[6]:197-198、200。沈约的八句咏物诗中,新题材较少,《咏桃》、《咏柳》、《咏箎》都是以闺怨为主题。《咏桃》把桃子联系以闺怨之情,吟咏女子等待丈夫的遐想,续之以看到漂亮的桃子而伤心[6]:204、202。沈约的咏物诗积极使用新词语,如《咏雪应令》中的“寒芦”、“夜雪”、“晓风”;《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中的“奇态”、“兰烟”等[6]:204、206。羁旅诗方面,沈约《循役朱方道路》将其离京旅途写成移动的风景,给人离去时渐行渐远之感,诗中名句“江移林岸微,岩深烟岫复”写出诗人转移的视线[11]:119-120。山水诗方面,沈约《早发定山》摹写了定山周围一番移动中的风景,诗人先突出定山的高耸,随着乘船远离而看见江水奔流,岸边野花盛放。沈约出任东阳太守时建造了“玄畅楼”(现八咏楼),撰写《八咏诗》描述玄畅楼周围景致与夕阳之景[11]:144、146。
辞赋
[编辑]沈约辞赋作品大部分已佚,现存只有《梁书》本传收录的《郊居赋》和从唐代欧阳询所编类书《艺文类聚》所辑出的十个片断。他晚年所作的《郊居赋》在当时得到极高评价,其命题、立意刻意摹仿潘岳《闲居赋》和谢灵运《山居赋》[1]:191-195,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全篇长达450句,音声精炼华美,繁富多样,意韵深切,情景优美[11]:39、162、170,内容结构上,先交代沈氏家族史,然后抒发自己的隐逸之思,论述齐东昏侯时的乱政与梁武帝的登位,自己退隐郊居,描写郊园所见景象与物外之游,最后是对往昔的反思与表述个人追求[11]:162-164。赋中“迹平生之耿介,实有心于独往”坦露自己早已有“独往”(辞官归隐)之情,到晚年独往之心就更强烈。晚年在郊居宅邸里的生活,差不多已达到夙愿,可以归依佛门,过着知止知足的生活,四周万物都各得其性。《郊居赋》描绘周围虫鱼鸟兽草木与自己的自得之情,作者也成为自然中的一物,形成万物调和的世界[2]:176-177。沈约《悯国赋》描写萧衍向京师进发,通过义师夜间的行军与黎明时军马的嘶鸣,反衬当时宫中战战兢兢的狼狈之状[6]:231。
文学批评
[编辑]沈约认为精通韵律是文学的必要条件[5]:187,其声律主张标志着一种崭新的诗歌节奏意识的觉醒[11]:38。他把四声理论应用于诗歌创作,强调诗句用字四声之间相互的交替[4]:147、279,撰写《四声谱》,讨论具体运用声律谐和法则的创作方法,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阐述其声律谐和论的三条原则[12]:214、221,并提出“四声八病”说[4]:146(“八病”沈约原本叫“八体”,入唐以后改称“八病”[12]:207)。八病分别是:一.平头:第一字与第六字、第二字与第七字为同声;二.上尾:第五字与第十字同声[12]:223、229;三.蜂腰:第二字与第五字为同声;四.鹤膝:第五字与第十五字为同声[12]:229、231、233;五.大韵:一韵中用了与韵字同韵的字;六.小韵:二句十字间,除韵字外运用同韵字[12]:244、248;七.傍纽(大纽):一韵十字中同声母;八.正纽(小纽):一韵中“隔字双声”[12]:249、265。前四病(平头—鹤膝)是沈约引为自负的新发现,是由新知识四声安排的声病,较受重视;后四病(大韵—正纽)则是由传统的双声叠韵安排的声病,重要性较低。沈约等人按照自己阐发的四声谐和法则作诗,其诗歌作品世称“永明体”[12]:210、216。沈约在诗歌中严格回避八病中上尾、鹤膝二病,如《游锺山诗应西阳王教》全诗40句,显示了井然有序的四声对应关系,无一处触及禁忌[4]:148-149。一时远近文人都学习声律谐和的法则作诗,声韵作诗法大为流行[12]:217。
吴妙慧则认为沈约并无创立“八病”之说,沈约的基本主张只是:作诗在同句之内与对句之间,应当使用不同音调的音节,从而避免音调的重复[11]:34、38。到了梁代,沈约已被尊为文学宗师,评价诸多作家的诗文[2]:173,对当代有名的作家都加以赞赏奖励[7]:87。沈约又注释阮籍《咏怀诗》[6]:233。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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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年春,沈约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接受敕命撰写《宋书》,于翌年二月完成《宋书》100卷,此书受后人视为正史之一[2]:181。沈约《宋书》部分依据于徐爰《宋书》[13]:19;他批评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编写的刘宋史书首尾不够完备,难以取信[2]:181。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论述自古代至刘宋的文学变迁,首创对古今文学史的泛论,促进了后人对文学史的自觉[4]:272、274。《宋书》八志提供了刘宋时期天文历法、礼乐制度、官吏制度、自然地理、物产气候和州郡设置的资料,刘知几《史通》赞赏《宋书》内容“繁富”,赵翼赞赏《宋书》列传中附传的写法,认为是“作史良法”[13]:17、23、21。但《宋书》既有所避讳,亦有所曲笔,刘知几批评《宋书》“多妄”、“多诈”,而且“好诬先代”。例如沈约把宋孝武帝的政治比拟为桀纣暴政,又因怨恨而谩骂颜竣[2]:182。此外,沈约编写了《高士传》及《俗说》,后者采集史书中的逸闻趣事[8]:282、302。杨朝明指出,沈约整理和注释过《竹书纪年》,形成《今本竹书纪年》,但钱大昕、洪颐煊则认为《今本竹书纪年》及其注释都是伪托于沈约的[14]:462-463。
思想
[编辑]政治及社会
[编辑]沈约主张辨别士族与庶族,维护衣冠之族。490年,他撰写《奏弹王源》,弹劾士族王源“卖婚”,把女儿嫁给出身庶人的吴郡满璋之的儿子,以其聘礼五万钱来纳妾。沈约要求将王源免官,并终身剥夺任官权[2]:187。沈约的言论反映了南朝贵族的保守,一心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7]:18。沈约在梁朝当政时又要求清查户籍[2]:187,向梁武帝上奏,指出家谱的重要性,建议利用晋代的旧籍,以便编订准确的家谱,并指出必须保护历年来遭受严重破坏的晋代旧籍[7]:16。他抨击富裕的庶族通过行贿,来改写自己的户籍,以求改注士籍,不必缴税和服役。沈约要求杜绝检校户籍造假的机会,并建议选择史传学士共同校勘户籍和家谱,用晋籍和刘宋时的户籍作参照[7]:17。发现谱牒有所虚假就加以处罚,以确认士族的身份,抑压庶民攀附[2]:187-188,维护以出身为原则的门阀贵族。沈约特别痛恨庶民出身的“亲幸小人”,他心目中的贵族,基于门第的同时,拥有出色的文化传统[2]:189-190,强调以才取士,反对单凭“世族高卑”来任命官员[11]:14。
哲学
[编辑]沈约受道家与佛教哲学的共同影响,其《形神论》一文结合老庄思想和佛教义理,指出凡人在专心凝思的一念之间,不再感到七尺神躯的存在;凡人只能在一念之间做到这一点,圣人却可以无念不尽。圣人没有自我[7]:169,他的身体本来就是空虚的。圣人与凡人的区别,不在于能够专心凝思以至忘怀身躯与外物,而在于专注凝思的持久力;圣人可以穷尽每一瞬间的潜力,其精神永远处于清醒和凝聚的状态。凡人可以做到片刻的忘我,而圣人的忘我却是常态。沈约强调圣人之“无己”,也就意味着他相信凡人之“有己”,这是在老庄哲学的意义上而不是佛教的意义上运用“己”的概念[7]:170。在专心致志的凝思中,身体的存在变得不再重要,自我的意识也自然消失。沈约《神不灭论》具有庄子哲学的意味,提出纷扰的烦忧使人不能专心致志,要根治“浅惑”,必须用“兼忘”,也就是彻底地忘怀世界与自身,才能达到彻底的觉悟。沈约对佛教的理解,充斥着“无己”、“兼忘”这些老庄哲学概念,相信定力可使人达到最终觉悟[2]:171-173。处世方面,沈约追求拯救自己,独善其身而不是兼济天下[2]:202,憧憬隐逸的生活[6]:192。
宗教
[编辑]道教
[编辑]沈氏一族世奉天师道,沈约高祖父沈警和曾祖父沈穆夫都是天师道信徒,曾支持东晋末年孙恩的叛乱。492年,沈约与孔稚珪、陆澄、虞悰、张融等,一同向朝廷推举了隐居于浙江太平山,世传天师道的道士杜京产。南齐末年,他曾前往天台桐柏山金庭馆与道士一同栖隐[2]:192。沈约仰慕兴世馆主道士孙游岳,并深受茅山道士陶弘景影响。他与陶弘景交情深厚,在赴任东阳太守时,就再三写信邀请陶弘景到当地去。沈约临终前并请道士到枕边[2]:193、195,为他上章忏悔齐梁革命并不是自己倡议而招致的。他并认真考虑依靠道教的方术以求养形永生[2]:192、196。沈约《锺山诗应西阳王教》融合佛道思想,抒发希望进入神仙的逍遥世界[6]:209,其《早发定山》、《游金华山》、《游沈道士馆》、《陶先生登楼不复下》等诗也表述对仙道的憧憬[6]:214-215、225、233。他在任职东阳太守时,则与金华山道士留真人交游[6]:218。
佛教
[编辑]沈约开始与沙门密切来往,并钻研佛理,乃于出入太子萧长懋和竟陵王萧子良门下时。此二人都是热心的佛教���,常邀请高僧前去。沈约毕生与僧人慧约友好,在有关范缜《神灭论》的辩论中,沈约明确地支持神不灭论[2]:193-195。509年,沈约发愿舍身,在东田的邸宅邀请居士一百人,设八关斋,站在诸佛众圣和诸大德面前发誓。他接受佛教慈悲的教诲,作有《究竟慈悲论》[2]:198-199、197,指出佛陀的教法是基于慈悲,而慈悲的精要是保全生命和不杀生,禁断一切酒肉,即是为此;更进一歩,连蚕衣绢帛亦不得穿用[3]:190-191。在各种罪障中,首先要向诸佛众圣忏悔的,就是曾损伤生命[2]:198。沈约《均圣论》与陶弘景论争,指出佛教五戒中的不杀生戒为最重要,而其余四戒则外典亦为所禁。佛教的慈悲与儒家教化要不矛盾的,可以共通。人自无始的前世以来,即背负罪业,即杀害生物而食,要消除“染心”,只有虔诚地忏悔[3]:191-192。只有在佛前,在众僧的参加下行忏悔,才能消除所犯的罪业。若能在佛前消灭罪业,则能净心相续,努力于日日磨练,岁岁清净,终必到达佛陀的道场[3]:193。
在沈约的佛教世界观中,三界的“有”并不存在,构成肉体的五蕴是空无的;生生不息的存在,一切都如闪电,在一瞬之间活动。正如枯井了无生机,便沉沦向生老病死苦的世界。所谓“丘井易沦”,是取自《维摩经.方便品》的譬喻[3]:193。沈约认为圣人和凡人的“知”并不相异,只是佛了解致善的正路,而凡夫所知则是失善的邪路,由此佛与凡夫的知便有所差异。求善之心如能累积,并能体会归善之道,必将终成佛道。沈约的佛教思想,是依据《维摩经》的空思想,以及《大般涅槃经》的佛性思想所形成的,奉行说示罪性空的《维摩经》思想,主张虔诚实践忏悔行[3]:194。吉川忠夫则指出,沈约认为无知的愚者是不可能达到佛的,是无可救药,能够达到佛的仅仅只是贤者[2]:201。贤者异于众人之处,在于能不断修习佛教,精进修炼,这种主张体现了佛教成实宗的影响[11]:24-25。
评价
[编辑]沈约以诗人见誉。萧纲特别赞赏沈约的诗,梁元帝萧绎称赞沈约“诗多而能”[7]:89、106。《南史》记述沈约曾拒绝锺嵘请求赞誉,锺嵘的《诗品》可能因此对沈约诗歌的评论十分严厉[7]:105,又认为沈约等人的永明体诗歌细密钻研声律,终于制约过多,以致有“伤其真美”[12]:216。沈约在北齐也有文名,邢子才欣赏沈约而轻视任昉,魏收则仰慕任昉而批评沈约[2]:173。在唐代及以后,沈约诗歌不受重视[4]:150。唐代文人不太关心沈约提出的八病,甚至否定八病。在初唐时后四病(大韵、小韵、傍纽、正纽)已不认为是病累,几乎无人避忌。宋代文人不满足于唐诗,为创造新诗体,重新认识六朝的诗论,沈约的后四病再次被发现[12]:199、203。宋代刘克庄评论说,沈约《六忆诗》之类的艳情诗,比花间词更“亵慢”[4]:128。明末陆时雍嘲讽沈约诗“有声无韵,有色无华”,没有言外之意[11]:160。
参见
[编辑]注释
[编辑]- ^ 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势力庞大,南方以自中原渡江的侨姓势力最大,首为王、谢,次为袁、萧,再次为自孙吴以来的江东大族朱、张、顾、陆等
参考文献
[编辑]- ^ 1.0 1.1 林家骊. 《沈约研究》.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ISBN 7810355880 (中文(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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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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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祚龙. 《梁代蕭統沈約江淹的佛學觀》. 《海潮音》. 1993, 74 (5): 4–13 [2023-08-28] (中文(繁体)).
- 姚振黎. 《沈約隱逸思想探原》. 《中央大学人文学报》. 1987, 5: 87–109 [2023-08-28] (中文(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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