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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社論》當台灣之光遇上科技民族主義
在今年的台北國際電腦展上，全球科技巨頭雲集，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無疑是最受矚目的焦點。這位出生於台灣的科技領袖，不僅展示了前沿科技的無限可能，與台灣產業鏈建立深厚的合作關係，更激起了台灣社會強烈的自豪與驕傲。然而當黃仁勳旋風席捲全台之際，潛藏其中的科技民族主義與問題也隱然可見。
所謂科技民族主義，本質上是國家發展型態的一種，也是看待科技的政治態度。在科技民族主義的構想中，科技興國是核心理念。科技被視為國力的基石、國家安全的一環，也是國家榮耀感的象徵。事實上，科技發展與國家政治的緊密結合，有其長遠的歷史。特別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科技在全球範圍內重塑經濟和軍事力量的格局，成為現代國家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進一步觀察，在科技民族主義的運作裡，科技與政治交織連動，其中的機轉細膩繁複。雖然每個國家導入科技民族主義的經驗不盡相同，以下的環節近似：
1、從政治到科技：政府集中資源，扶植重點科技。提升自給率，從科技自立到超越他人。科技即國力，知識或許無國界，但國家視角下的科學知識與技術有明確的主權歸屬與國界。
2、科技與發展：當科技培育有成時，國家繼續扶植，將其產業化。讓科技成長驅動經濟動能；也藉產業與市場之力，推動科技的持續發展。
3、從科技再到政治：科技進而塑造國家之間的競爭格局。科技力的累積是政治力的儲備；承平時期備而不用，但若外部環境處於對峙時，國安議題順位上升，則科技力就承載更多的政治機能。做為國力展現的科技力，對外，是國家之間是否共享科技資源的敵友身份表徵；對內，尚可進一步轉換為社會資本。特別是在有外部威脅的情境中，科技力是強化自我肯定、凝聚民族情感與政治認同的催化劑。
事實上，科技民族主義的存在有其意義與必要，台灣的半導體產業鏈是最值得一提的成果。在歷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台灣傾全國之力，將半導體產業從一個小規模的行業，拉拔為全球領導者。然而科技民族主義的運作亦有諸多極易掉入的陷阱。當科技連動至政治時，未必可控的民族主義情緒即是問題之一。
以此次「仁來瘋」現象為例，表層是台灣社會對於科技創新與明星企業家的崇拜，裡層流動的則台灣的民族情感與政治認同。即便黃仁勳主要成長、受教育於美國，台南出生的他被視為台灣在全球科技競爭中領先群倫的象徵，更被賦予深遠的文化和政治意義。激情的輿論將他帶來的人工智慧（AI）浪潮打造成愛台灣／不愛台灣，親中／抗中的對立。止不住熱情的輿論與意見領袖，更將他形塑為楷模，進而點名部分台企不思源，不知感念故鄉；就連2017年將零組件供應商從台灣轉移至中國大陸的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也中槍。
從企業的角度而言，將科技、國家與社會綁定的科技民族主義，帶來的影響是頗為複雜的。一方面，社會的支持能為企業提供資金和市場機會，國家的肯定有助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另一方面，過度的社會情緒與政治化卻會影響企業的營運，迫使它們遵循國家設定的戰略路徑，即便有時這些路徑可能不完全符合市場邏輯或企業的長期發展目標。例如，當政府要求企業採取某些技術標準或限制與特定國家的貿易時，也可能會阻礙企業的全球擴張計畫。
當社會過度依賴特定的科技領袖或公司代表國家形象時，不僅有扭曲科技發展方向的疑慮，也使企業有經營空間受限的風險。以輝達為例，高漲的民族情緒將黃仁勳及其公司的成就，與政治認同緊密聯繫時，對其恐有難以言喻的壓力，特別當大陸仍是輝達最重要的目標市場之一時。���達在美國的出口禁令下，曾為大陸市場推出特供AI晶片，以求合規合法繞過美國的出口管制。黃仁勳也曾公開表示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市場；並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當中，積極反對對大陸的AI晶片產業設限，輝達不可能放棄大陸市場。當熱情的輿論將其套進抗中愛台的政治緊箍咒時，愛之，適足以礙之。
在科技民族主義裡，有成功的方程式，也有風險與陷阱。企業如輝達必須在中美等重要市場中尋找平衡，不應被政治化而限制了企業的全球策略。既然我們都愛黃仁勳，就讓我們用適度、適當的方式愛他。讓技術歸技術、產業歸產業，莫使黃仁勳及其他台灣企業家無端捲入他們不擅長的政治糾葛，能夠專注於供應鏈生態、與夥伴關係的建構上，共同推進台灣半導體與AI技術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