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社會》：地方幹部對報告大饑荒餓死多少人小心謹慎，虛報人口還可以增加分得的糧食

文：文浩（Felix Wemheuer）

農民的求生之戰

一九五九年饑荒十分嚴重時，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民都在死亡線上掙扎。一個辦法是動用一切關係找吃的。村幹部控制糧食供應、為他們自己單��設了食堂，別人很願意與他們組成同盟。有親戚在公共食堂做廚師也很有用。如果在饑荒之後對這些幹部做一個調查，很多人都會被指控為給他們的親戚或者相好的提供額外的糧食。

有的人利用婦女想得到點糧食的心理，與她們發生性關係，還有的人直接強姦那些因營養不良無力抵抗的婦女。農民則常常從公社糧庫、地裡或者家裡人那裡偷糧食。幹部盡最大努力防偷防盜，有的地方抓住小偷就打。河南洛陽附近的農民陳初五（化名）在採訪時對我說：「你就是害怕也得偷，你不偷就得餓死……人人都偷，老人小孩都偷。」

有的農民半夜溜到地裡偷未熟的小麥或玉米，這個做法一般稱「吃青」。這樣讓這些偷食的人能在國家收購「餘糧」之前得到他們的份額。當時「吃青」的做法非常普遍，以致中央委員會的文件中都提到了。但是，對如何歸類這樣的偷竊行為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特別是，「吃青」能不能被看作反政府行為，因為除非大批農民捲入這個行動，否則這是不會妨礙國家收購糧食的。「吃青」也不會降低糧食徵購指標，幹部們防「吃青」並不是因為侵占而造成影響，而是它會影響莊稼的生長，抽象一點說，因為它對幹部壟斷糧食分配形成了挑戰。

另一個辦法是生產隊一級採用的，即低報糧食產量。這個做法要有當地幹部的合作，或者最起碼他們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向上級彙報。這種做法有相當程度的風險，特別是在一九五九和一九六○年幾個省的政府發動反瞞產運動之後。最嚴重的情況是，被發現在家裡藏糧食的農民被打死，有的幹部收繳了所有的私人存糧和種子糧以完成中央下達的徵糧指標。

這些村幹部處境艱難。幫助農民瞞產會被打成「右傾分子」，被逮捕、毒打，會坐牢。可是如果他們按中央指示徵收了所有的糧食，他們自己也得挨餓，因為他們和縣級以及再高級一些的幹部不一樣。他們不享受政府糧食定量分配。很多縣裡的幹部常常從一個地方調到另一個地方，但村幹部總是生活在他們相識多年的���通農民之中。稍有失誤就會在政治風向改變時遭到鄰居的報復。地方幹部的處理方式對饑荒期間死人的數量有著直接的關係，一個村子和鄰村的情況可能大相徑庭，取決於村幹部的做法，綜觀整體各種各樣的情況都存在。

和其他饑荒時的情景一樣，人在快要餓死的時候，吃什麼是沒有禁忌的。村民們吃樹皮、草根和各種寵物。有人殺了人民公社的牛，但這是很危險的做法，他們可能會被指控為搞破壞。在大躍進期間，全國的牲畜量急遽減少，特別是在牧區，但是大部分原因是牲口自己餓死了，而不是饑餓農民的屠殺。

在河南省，農民靠一種叫「觀音土」的東西活命，這是一種用佛教女菩薩的名字命名的白色泥土。全中國各地都有很多人因食用不能吃、不好消化或有毒的東西而死亡。在中國南方和其他氣候溫和、植物種類比較多的地區找吃的要容易一些。政府控制較弱和黑市比較活躍的山區會給人一點額外的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缺糧區」有時比「餘糧區」要好過一些，因為政府不向「缺糧區」徵收過多的糧食。

在西部的四川省，這個一直被稱為中國「天府之國」的省份，死亡率特別高。新建的成都至西安公路方便了從這個省往外運糧，這條公路將四川省省會與中國北部平原及其東部的地區相連，一九五八年建成的。一九六○年黨的領導層普遍意識到饑荒發生後，中央政府強迫「餘糧區」向大城市提供更多糧食。在很多地區，在運輸線和鐵路附近死亡率明顯上升。

農民最後的求生辦法就是暫時逃到其他地方。以前饑荒發生時，河南人一般都逃到陝西，山東人會逃到東北。農民有時也會不走這些久經證明的逃生之路，而只是哪兒有親戚可以投靠就去哪兒。在大饑荒期間，不同的地區饑荒出現的時期不一樣，也有的地區從頭到尾沒受到什麼影響。很多中部地區的農民逃到西部的青海和新疆，那裡地方當局開墾土地搞農業，需要勞動力。我採訪的河南信陽的一個農民告訴我，饑荒時，他們村裡所有的男勞力，包括幹部和民兵都去了青海。後來聽說自留地恢復了，他們在一九六一年又回到村裡，可是當時留下來的婦孺老人很多都已經餓死了。

雖然沒有準確的數字，但很有可能那些大躍進期間到城市的新工人中至少有一些是逃荒的難民。但以這種方式逃避饑荒受到了戶籍制度的限制。有的地區政府控制不嚴，但另一些地區地方當局動用民兵在火車站和重要的交通樞紐建立檢查站，並設立了遣返收容所。在信陽，很多企圖逃難的人被所謂的「棒子隊」打死。在當地的郵局，地方政府收繳私人信件以防止關於饑荒的消息走漏到信陽之外。

（中略）

饑荒造成的人口變化

現今，大饑荒餓死了多少人的問題帶有很大的政治含義。一方面，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說，大饑荒餓死了四千五百萬人，他稱之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屠殺之一」。另一方面，中國和其他地方的新毛派認為只有幾百萬。這些作者認為，饑荒是對毛澤東熱愛人民說法的重大挑戰。

研究人員可以獲得的官方文件中沒有有關共產黨所認為的饑荒死亡人口的表述。很有可能根本不存在可靠的資料，因為大躍進期間隨著三面紅旗的「成就」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來，整個報告制度完全崩潰了。地方幹部對報告餓死人的情況小心謹慎，村民們也願意隱瞞死人和失蹤的情況，這樣他們可以繼續領分配給這些人的糧食。同樣，虛報人口也���以用來增加分得的糧食。

政府在饑荒期間所做的饑荒情況調查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從一九六○年末到一九六二年，很多縣級公安局報告了死亡人數和死亡原因。例如，安徽無為縣的檔案顯示，一九五八年人口大約九十五萬，此後的三年裡死了二十八萬。但是，我們不能得到足夠多這樣的地方資料來對全國的情況做出一個有意義的估計。

表4.2來自宜興縣的檔案，記錄了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年底的情況，這份檔案讓我們看到幹部如何將因饑荒而死亡的人進行分類。好像官員們很想避免直接提及餓死人，而是用「浮腫」或「瘦弱」等明顯源於營養不良等作為死亡原因。毫不奇怪，大多數人死於一九五九年冬天到一九六○年糧食收穫之前。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根據統計，六十歲以上的是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個群體，由饑荒造成的死亡和年老自然死亡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十六歲以下的兒童死亡了一千七百六十一個，六十七人溺水或上吊自殺。一九六四年進行了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但普查結果一開始沒有公布，到了一九八○年代初研究人員才可以查閱。此外，這次普查與一九五三年的普查一樣，品質比一九八二年的差很多，一九八二年的普查也是人口學家估計饑荒中死亡人數的主要依據。一九八二年的普查是為了提供可靠的資料，讓政府可以計劃和評估獨生子女政策。

西方和中國學者根據這些資料所做的數學模型分析得出了各種不同的死亡數的估計，從一千六百萬到三千萬不等。中國人口學家彭希哲給出的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全國超額死亡人數（excess deaths）大約為兩千三百萬。一些西方學者認為有三千萬，包括一千兩百二十萬十歲以下兒童。資料有這麼大的差距主要原因是需要考慮沒有登記的出生和死亡，這兩個情況根本就無法得到可靠的資料。

由於中國國家人口登記制度的不完善，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考慮未登記的出生和死亡尤為重要。此外，計劃生育政策開始以後，超計劃生育孩子的要受到處罰，這造成了幾百萬嬰兒沒有登記，及全國各地非法出生的所謂「黑孩子」。最後一個困難是，各省人口資料的可靠性不一。

即使出生和死亡情況很精確，超額死亡人數也只能對比「正常」年分來估算。如何得出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基準數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饑荒之前的幾年裡死亡率是多少也完全沒法準確知道。官方統計顯示，一九四九年前中國總死亡率和兒童死亡率都很高。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之間，報告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從約二．五％下降到一％。如果真的是這樣，這就意味著，毛澤東時代早期的經濟和社會變化「挽救」了三千萬生命。歷史人口學家寇馬克．歐葛拉達（Cormac Ó Gráda）對這個數字表示懷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有這麼急遽的下降讓人難以置信。

如果我們接受他的看法，即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死亡率沒有減少那麼多，那麼饑荒開始之前的總死亡數一定比先前人們所相信的要高。有了這個增加了的死亡率作為基數（死亡率最高為大躍進期間的二．五四三％），意味著饑荒造成的死亡率沒那麼高。考慮到這些因素，歐葛拉達估算饑荒死亡人數為一千五百萬到兩千五百萬。但是即使是這個較低的數字，在絕對數上也使大饑荒成為現代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中國學者曹樹基的估計比這個高，他根據官方縣志的人口統計（不計青海和西藏）估算出因饑荒死亡的人數為三千兩百四��萬。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毛澤東時代的真實社會：共產黨如何改變中國階級與人民面貌？》，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文浩（Felix Wemheuer）
譯者：項佳谷（Jiagu Ric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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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浩教授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上層的中共官方政策，以及下層的民間社會實態著手，剖析共產黨全面改造社會的同時，農民、工人、地方幹部、知識分子、少數民族、舊社會精英等人群，他們所面對的挑戰，而這也永遠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樣貌。即便時至今日，中國歷經資本主義轉向、成為世界頂尖強權，但毛澤東時代的幽魂卻從未散去……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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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馮冠維